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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文革比军阀混战还乱 谁也管不了谁

http://www.CRNTT.com   2012-06-23 10:53:54

从4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就“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个别交换意见，主要议题是“战犯”及“渡江”两项。李宗仁的意图是“隔江而治”，想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中共方面坚决表示“无论和战，均须过江”。这就使李宗仁“划江而治”成为泡影。为此，双方原拟4月5日的正式和谈，不得不向后推迟。 　　4月8日，父亲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他热情地握着父亲的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承你热情接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使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会！别来你的身体和家人都好吗？” 　　从4月13日开始，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经过双方多次磋商，终于形成《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 　　16日，父亲派黄绍竑、屈武带了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父亲得知南京方面拒绝接受，并要求订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将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这是21日上午9时之事。不久，北平街上到处是“号外！号外！”的声音，毛主席、朱总司令已经命令解放军进军江南了。 　　国共和谈虽多曲折，但也有收获。父亲在北平与中共代表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密切磋商，终于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父亲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占修正意见的多数。其他人也表示应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只有欣然接受。但是事与愿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终为南京政府拒绝。 　　此时，李宗仁、何应钦电催国民党代表团速返南京，23日派飞机到北平，24日回南京。父亲本打算24日回南京复命。 　　当天，周伯伯去看望父亲，说渡江准备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说代表团回去后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他们的，甚至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父亲被周伯伯的诚意所感动。让父亲留在北京有两个意思，一是“你回去处境一定对你很不利”。周伯伯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还是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二是要继续谈判，认为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 　　但父亲的内心陷于极度的苦恼与矛盾中：“不回去吧，自己是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和平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诚意的和善意的，而且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看到未来没准有一线希望，父亲决定留在北平了。 　　4月23日，从上海起飞的接和谈代表的专机飞到了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伯伯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停机，过两天后再来。”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了。 　　随后，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我母亲带着二弟一纯、五妹素久，从上海搭乘北上接代表团的飞机到了北平。 　　思想包袱 　　留在北平的一段时间是父亲少有的休闲时间，他自己也说有30年没有这么休息过了。他在3个月的时间里逛北京的名胜古迹、听北平的大鼓和四大名旦的京剧。 　　父亲留下来后也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他的思想症结是：“拿我（张治中）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国民党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战，我则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张和平，4月1日以后更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 　　4月到6月，这3个月里是他最苦闷的一段时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没有想出一个答案。” 　　“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 　　而父亲对自己如果回南京命运会如何，曾经有过判断。一些朋友劝说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会加害他们，张治中说：“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 　　直到发生一件事。 　　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气愤。1949年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后来又发两个电讯，并对父亲进行攻击，说父亲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为澄清事实，父亲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声明》称——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 　　父亲最后想通了，他经历了最痛苦的思想斗争，用他的话说，就是“把理论上的国民党——国民党的主义和它的应有的本质——与被反动派长期窃据的国民党的现实区别开来一想，就想通了。” 　　父亲自问，国民党应该是个怎样的党？而事实上又蜕化为一个怎样的党？他所憧憬的国民党的灵魂哪里去了。他所追求的“恢复革命精神，实行民主政策”，为的是把国民党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但是却回天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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