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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家族:一言难尽的悲怆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新文化运动统帅

  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 章士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

  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关于为何办《新青年》,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乾净不可”。他还提出20年不谈政治,要在此时间里造成巩固共和的“国民总意”。

  创刊号上,他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新青年》以猛烈的炮火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旧思想和旧道德。陈独秀与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在他的诱导下,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文学革命”。

  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撰稿人:李大钊、胡适、吴稚辉、马君武、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

  《新青年》迅速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陈独秀也成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全国出现许多效法《新青年》的杂志和社团。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邓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当时还是湖南省第一师范学生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粉丝,他给杂志投稿,并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后到北京专门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获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9时,他赶往陈独秀住处,邀他做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答应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随后,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战将也带进了北京大学,其中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之一。第二年春,以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21条”以及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由北京青年学生游行抗议开始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严峻的国内政治局面,使得陈独秀再涉政治。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

  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

  一心保护陈独秀的蔡元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蔡元培主张保护陈独秀,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

  6月11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竭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

  16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谈到“3•26会议”时,胡适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胡适认为,如果陈独秀当初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思想就不会十分“左倾”,也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面的一切事都不会发生;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成为脱缰野马,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政治的巨大分野。

  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对这次会议永不原谅。

  但在汤尔和看来,陈独秀乃“不羁之才”,无论留在北大与否,其思想都必然走向左倾。

  按警方规定,保释后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但1919年底至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李大钊闻讯抢先赶到火车站接陈独秀,陈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把陈独秀化装成商人,坐骡子逃出北京,在李的河北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上海。

  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按胡适说法,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

  逃回上海后,“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第8卷第1号《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阶层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并从第一号起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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