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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

http://www.CRNTT.com   2011-09-03 09:49:57  


 
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传统“民变”

  这样我们就陷入了过去对此类事件评价上的两极循环:要么是十恶不赦的“贼匪”,要么是形象伟大的“起义”。其实,历史上对这类事件本有个平实得多的说法:曰“民变”。

  我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大型“民变”始于西周中期的“厉王流彘”,当时周厉王是个暴君,他不但横征暴敛,而且面对民怨沸腾又厉行言论管制,弄得百姓“道路以目”,终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百姓发动“民变”推翻暴君,把他流放到“彘”地,由大贵族周召二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

  但是西周诸侯林立,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周天子就算是暴君也管不了“天下”。所以那场“民变”其实只是首都的一场民众政变。秦以后就不同了,暴君暴政可以危害天下,“民变”席卷天下也就成为可能。

  按我们先人的传统看法,“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当然也应考虑非社会因素,如天灾等。

  不过,民间社会内部的差别,尤其是过去被极度强调的租佃关系下地主与农民(指佃农)的矛盾,在“民变”中并不起什么作用。这倒不是说地主和佃户就没有矛盾,像现在有些人讲的那么“和谐”。实际上,由于我国历史上的民间租佃关系主要是一种经济契约关系,“经济人理性”比较早熟,不像许多国家传统上农民固定地依附于主人,容易形成“温情脉脉的”关系。我国的主佃之间往往讨价还价,发生纠纷的频率比他们高。如果因此闹出治安事件,历史上就叫“佃变”。但是,我们的先人一般都不认为“民变”与“佃变”有什么联系。民变是“官逼民反”,是冲着官府来的。而佃变是民间社会内部的主佃纠纷,官府要么是局外人,要么是调解人。佃变扩大为民变的事历史上几乎没有见过。

  过去我认为即便是现代的共产党革命,土地的因素也并不像以往强调的那么重要。历史上更是如此。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逐渐成为通常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因此研究民变不应过于意识形态化,一概“官是民非”,视民变皆“盗贼”,或“官非民是”,视民变皆“起义”,都过于偏颇。但应该承认,无论孰是孰非,大规模、超大规模民变一再发生,近乎周期性地发生,的确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专制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

  宋元之际,“民变”的说法渐多。而在当时的文字中,“民变”是个比较中性的提法。一方面它并非“起义”,作为群体性事件是要被镇压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与“盗贼”不同,明代有这样的记载:

   “(彭长宜)除上海知县,时浙东民变,倡乱川沙,……抚军发兵擒斩。长宜甫至任,曰:民变非盗贼比,有司治之足矣。况首恶既诛,宜停追摄。事遂定。”

  “民变非盗贼比”是因为在时人看来,“变民”多有不得已的苦衷,而“官逼民反”是最常被提起的缘由。民变乃官民矛盾,非民间贫富矛盾。所谓官府“激变”的说法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如正德四年刘瑾括辽东田,“东人震恐,而义州守又贪横,民变,聚众劫掠。”嘉靖年间朝廷为防海,强迁海丰、惠来等处人民“居潮阳下浍地,未几激民变。”万历年间矿监税使横征暴敛,“私擅抽税,罔利病民”,“务朘削焉”,“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等等。

  清代同样如此,康熙帝自己就曾下诏说:“……朕若微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可见连最高统治者也承认民变是统治者征敛太多引起的。由于当时朝廷的征敛以财产(土地)税为主,各种苛捐杂税法外横征也都是附加在土地税上面的。除了有优免特权的权贵外,平民富户也常被激变:“工部遣主事吕下问至歙追产,……下问专召富家派买,坐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变。”而民间的贫富冲突,包括主佃冲突,那是不算民变的。雍正帝曾指出:“崇明县城外两处乡间,各有残废贫民数人向富户求索,因被喝斥,遂成嚷闹,……(地方官员)混称崇明民变,扬言前往查缉弹压,竟不虑海外蛮野之民,激出事端。”显然,他认为“贫民向富户求索”是该“喝斥”的,但地方官员“混称崇明民变”则是无事生非、“小事大做”。贫富冲突在他看来与“民变”全然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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