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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后人:薪火留在东洋

http://www.CRNTT.com   2011-06-15 14:01:39  


 
  劳动群众的一分子

  当“家”字辈长大成人,袁家的祖产已经被上辈吃得所剩无几。

  他们的父辈心安理得享受总统遗产之时,并非完全不为儿孙考虑。每个门户手上都有几十间房,凭收租金也能过活。袁家诚记得,母亲曾经劝父亲带他们全家去美国,但父亲舍不得走。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前半截,他们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生活却鲜受影响。对他们而言,政权的更迭无非只是城头变幻的旗帜,生活还得继续。

  1949年到来,他们压根没想过要南迁。“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就完了嘛。”家诚说。

  到1955年左右,家诚发现家里的境况已经很糟糕了。家里摆着的各种古董、黄马褂都一件件地没了。祖上分家时分到的40间房,已经只剩16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政府找袁家诚谈话,问他:你有16间房,算不算剥削阶级?袁家诚一想,都问到头上来了,那就交公吧。对方说你想放弃是吧?可以,还得写个申请书,宣布自愿放弃所有权。后来到“文革”,袁家诚就万分庆幸这决定:留着这些破房,不被打成资本家才怪。

  各种运动接踵而至。袁家诚和袁家楫都从贵族公子哥,变成劳动群众的一分子。袁家诚大学梦破灭后,到天津矿山机械厂上班,边劳动边到工人夜校当教员。后调到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做后勤。他报了两个夜大,一个学外语,一个学医学。1970年他跟妻子一起下放到内蒙古一所公社医院,在那里他呆了八年。医院要抽派一个人进修X光技术,当地人怕学这个影响生育,于是成全了袁家诚,他成了专家。

  袁家后人境遇的改善,多少与袁家骝1973年回国有点关系。袁家骝回国前,周恩来批示天津市委和市革委会,用三天时间突击为在天津的袁世凯后裔落实各项政策。

  袁家诚1978年回到天津,发现医院的副院长,正是他当年辅导考上大学的同学。副院长握住他的手:放射科主任的位子,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袁家诚今年七十三岁,仍习惯一个人开车。他爱开快车,“我就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说,“我不喜欢落在人家后面,所有的事都是这样。”

  他把自己的遗憾化为教育子女的严厉—他为儿子专设了一个本子,每天请老师签下放学时间。他要求儿子15分钟必须到家,不许在路上跟别的孩子一起抓蜻蜓。他打起孩子来,响动惊动四邻,听者无不恻然。

  “不打不行啊,棒打出孝子,娇养忤逆儿。”他说,“咱们这么有名望的家族,我家的孩子不能像别人一样沉沦在社会底层。”

  孩子们倒也争气。儿子现在是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的副总裁,女儿在中央电视台做英语翻译。

  袁家楫三年刑满,作为“留用分子”在公安系统所辖工厂工作。在之后二十年,他种田、养猪、打土坯、烧窑、挑砖、抬筐、打包种种重体力活儿,倒炼成了一身野蛮体魄。他接连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戴上大红花接受群众的鼓掌。那掌声如他在维克多力夺冠时一般热烈,只是台下的红男绿女换成了工农兵,无人知晓那就是当年名满津门的舞池一哥。

  1975年12月,天津市政府把袁家楫和一批“反革命”接到东方宾馆住了一礼拜。最后一天,政府各部门一把手出面,有百年老店利顺德饭店宴请他们。同桌的法院院长对袁家楫说:“这些年你受苦了,有什么要求没有?”

  袁家楫喉头一哽,过许久慢慢说道:“我今年五十岁,好时光都已经过去了。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求给我恢复名誉,给我安排个工作,就可以了。”

  他被分配在交通局下面的汽车修理六厂。在五十岁这年他终于有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1978年,他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会上他见到了黎元洪之子黎仲修、曹锟之女曹士英、段祺瑞之孙段昌岱、冯国璋之孙冯幸耘—都是老熟人。

  2008年,袁家楫和女儿一起去台湾旅游,最后一站是基隆。早晨起床,他吃完早点上码头闲逛,哎,这个地方熟啊,他想。60年前的情景如咸湿的海风打在脸上。那会儿这边是卖凉席的,那边就是卖小吃的。早上起床,他带兵跑步。一圈跑完回来,码头上一立正解散,大家就自由活动了。他在那喝杏仁茶,不紧不慢地回到“中胜舰”吃早点。

  袁家楫一个人停在那里,想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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