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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非遗”:古琴、昆曲和香

http://www.CRNTT.com   2011-04-28 14:10:09  


 
  小姑娘戴晓莲犹豫了,但她又在九叔公家里看到不少青年人来学琴,极其虔诚的神情甚至让她困惑不解。“有一个叫冯舜钦的,是开公交车的,他痴迷古琴,弹奏,还在民间搜集。他三天两头来九叔公家,有时候为了一句旋律的精准表达,他不惜反覆弹上一百多遍。来得最多的就是吴文光、龚一、成公亮和林友仁,应该说他们是古琴沉默年代的中青年古琴家。龚一、林友仁住在上海,自行车一蹬就到,吴文光和成公亮在外地,要利用来沪出差的机会来拜访九叔公。有一次,吴文光带来了他的新改编曲《浏阳河》,来九叔公家一弹,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原来古琴还能演奏符合时代要求的音乐!我对新事物也是很有兴趣的,当即讨教吴文光,九叔公马上对吴文光说:‘对!教教晓莲!’转而又自嘲:‘吾已老朽,弹不了了。’”

  在张子谦“太笨了”的温和责备声中,加上油氽花生米的刺激,小学生戴晓莲慢慢学会了看减字谱,简单一点的古曲也弹得有点像了。九叔公家里来了客人,也会让初生之犊为客人献上一曲。“到了十三四岁,我就能弹他的老三曲《龙翔操》、《平沙落雁》、《梅花三弄》。那时他就夸我指力好,弹得轻重强弱各有分寸,他对我指甲的天生条件也很满意。指甲的好坏在于,一是硬度,二是甲面的大小和弧度。在我考大学时考官还考察考生的指甲条件,现在根本不提了。”戴晓莲说。

  “文革”终于收场了,弹古琴不再避人耳目。张子谦成了出土文物,来拜访、看他弹琴的人越来越多,戴晓莲由此见到许多古琴界人士,有些名头还是很大的,比如沈仲章。由此她发现在中国玩古琴的还有这么多人!也因此,她真切地感受到古琴家之间的情谊与人品,真如古诗所形容的那样,绝对是高山流水,以心相托,或者清风明月。在这种气氛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戴晓莲琴艺突飞猛进,1983年,她就与张子谦、沈仲章等大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琴打谱经验交流会。

  一个学生,一个老师

  打谱,这是什么玩意儿?简单地说吧,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琴曲谱有150多种,其中已经有700多首古曲没有音响资料,也就是说后人不知怎么样弹奏,成了“绝响”。在古代学琴,一般是师徒口口相传,琴谱只注明指法,不表明音符、音节的长度,不像五线谱那样严谨记录每一音符的高低、强弱、长短,拿起来就可演奏。那么要使死去的古琴曲复活,必须由后人根据传世的减字谱,悉心领会古曲的诗意与境界,慢慢破译旋律与音符长短、轻重、徐疾、抑扬等密码,使之成为一首可以演奏的曲子。这情景有点像给古文断句、补字,但难度又远远不止这些,还得加上注释,今译等。一个大师级的古琴家,比如张子谦,一生中也就临深履薄地打过十来首谱。

  “打谱是很难的,过去说是‘三年一大曲,三月一小曲’,打成一首大曲需要三年时间,打成了,要在圈子里试奏,大家认可了才行。专家不认可的话,你就白干了。打谱如同作曲,有琴家个人的艺术创作在里面,也是琴家演奏风格的体现。”戴晓莲说。

  张子谦在“文革”前就受聘于上海民族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70年代后他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上音的古琴专业就此恢复。后来他又被聘为上音音乐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那时候,戴晓莲除了见到许多国内的古琴专家,还看到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地的古琴家也相继来上海拜访张子谦。

  中学毕业后,戴晓莲就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这一年民乐系只有七个学生,其他六个都是从附中直升上来的,只有她一人是外招的。而整个古琴专业的学生呢,只有她一个人,第一个老师就是她的九叔公张子谦。这个情况很滑稽是不是?教是一样教,区别仅在于从家门转入校门,张与戴确定了官方的师生关系,上音则有了一个古琴专业。主要原因是上音没有专门的古琴老师,后来教戴晓莲的老师如姚丙炎、龚一,都是外聘的。看上去像做游戏一样,但自古以来的口口相传提升为现代艺术教学模式。

  孤独,并忘情地弹着古老的琴,这情景倒有点像坐在小溪边弹琴的俞伯牙。果然,1985年毕业时戴晓莲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当时大学还是包分配的,但整个上海没有一家单位有位子给她。其时,在《乡恋》突围之后,邓丽君的情歌在严打之后还是像“一枝黄花”那样疯狂遍及神州大地,紧接而至的是台湾校园歌曲,再后来,轻音乐和电子音乐携手而至,占领大小音乐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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