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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中美的伟大斗争不可避免

http://www.CRNTT.com   2022-02-02 00:03:22

二、战略竞争：拜登主义的“新冷战”外衣 　　最近十年来，中美关系面临质变，这是所有严肃的观察家和政治人士都有的感受。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是，美国两党政治分裂到处呈现，但在涉及中国的法案上却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而且立法审议过程中极少见到对中国的正面解释或辩护，呈现出“一边倒”的政治正确性。对中美新的大国关系，美国战略学界有尝试用“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概括的，也有使用“半脱钩”概念的，更有人鼓吹“新冷战”定位的。这些对华新战略与新思维的多种形式的尝试，在2016年以来的特朗普主义风行时期特别活跃，但并未形成稳定的共识与概念。在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界定为“主要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但中美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在具体性质和规范上仍然不够清晰。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但其“交易的艺术”以及拿原则问题做交易的习惯，导致美国极大损害了盟友体系和软实力基础，未能迫使中国就新版中美贸易协议的极端版本签字，祇是签署了非常初步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2020年1月），并随即受到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对冲及特朗普败选的搁置。贸易战暴露了美国的实力短板和霸权脆弱性，反而催生了中国的战略自信和进取意志，“孟晚舟案”上的持续斗争及其结果就是例证。 　　尽管美国官方并未稳定使用“新冷战”来定位新的中美关系，但“合作”显然已经不是中美关系主轴。拜登政府在评估和确定中美关系基本路线时，反复在“竞争”、“对抗”、“合作”之间考量与组合：一方面，拜登主义对具有“新冷战”性质的特朗普主义进行批判性评估后决定继承其基本盘，延续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主要遏制性元素，继续在高科技领域推进“脱钩”，而仅仅在有利于美国经济民生的有限领域恢复合作及“再挂钩”，最终确定了“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的主导性政策路线；另一方面，拜登主义更加重视民主同盟关系和反华统一战线的建构，以及通过软实力与普适价值的“过度政治化”利用构筑围堵和限制中国的庞大世界体系，“民主峰会”就是拜登路线的最佳写照。 　　美国国会在2021年重点推进《战略竞争法案》，整合与强化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遏制、脱钩与发展限制，并刺激挑动中国周边矛盾，滥用“台湾牌”遏制中国发展进程。这一法案思维还衍生出一系列具体和个别领域的相关法案。“战略竞争”是一个刻意中性化表达的对华新战略概念，因拜登政府至少从表面上不愿意简单而直接地继承“冷战”遗产和话语，尽管其具体行动和政策细节符合“冷战”的基本历史和规范。上世纪的美苏冷战给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盟友造成了严重的地缘经济和政治伤害，也在西方社会留下了心理伤痕；而且中国与苏联不同，是一个在文化上更和平、经济上更易于合作以及政治上存在沟通余地的东方国家，不是“战斗民族”，也不是“霸权国家”。美国直接以“冷战”进行对华政策动员和具体实施，其价值感召力和具体执行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战略竞争”则不同，以维护西方民主和市场竞争规则为名义，容易在形式上与传统“冷战”相区别，也容易从价值观安全和产业链安全角度说服盟友跟进，更可以对美国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最大公约数”的政治整合，因而是一个非常符合民主党“政治虚伪主义”的高端话术与新概念。对普通美国人及美国盟友而言，“冷战”或“新冷战”会让人产生即刻的历史联想和不适感，但基本没有人会质疑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也不会去怀疑这种竞争对民主和市场规则的西方范式的规范性运用。“战略竞争”及其政治动员和行动体系，是拜登主义对华政策的“巧实力”，也是对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最具威胁性的概念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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