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巫宜福在台湾的传说

http://www.CRNTT.com   2020-04-01 00:04:16

《福建文献》书影（来源：中评社资料图） 　　中评社北京4月1日电（作者 汪毅夫）清代永定翰林巫宜福是个有故事的人。我多次到过他的家乡福建永定，听过他的许多传说。                      　　近日，我从社科文献出版社《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读到一篇绝妙好文、一个巫宜福在台湾的传说。台北福建同乡会《福建文献》第4卷第2期（1971年6月30日出版）所载《巫宜福一年成进士》记：“永定为闽西巨邑。有清一代，除廖鸿章、文锦、惟勋、寿丰四世翰林外，尚有巫氏兄弟翰林。其中，巫宜福一年之中连捷，由秀才而成进士、入翰苑，成为科举佳话”，“巫宜福、巫宜禊为同怀兄弟，福长禊幼。宜禊自幼好读书，早岁即游泮宫、登贤书，于嘉庆二十二年丁丑成进士，选庶常，散馆后改礼部主事，选苏松太道（俗称上海道）。旋因鸦片战争之役，擅离任所，被议去职。而宜福虽是兄长，然与乃弟大异其趣，日与邻童嬉戏。先是，宜禊已入泮、举于乡，宜福尚无所事事。封翁忧甚。一日，与至友某晤，述宜福无意学业事，虽施夏楚，亦无效果。友得其情，谓封翁曰：余殊有任宜福管教之责。试以一年为期，能否如年羹尧往事，得意外之收获，未可知也。封公无己（无奈），遂如其言，送宜福至友处，嘱师事之，并重托友而归。师与宜福共食宿游息，相处既谂。初绝不及读书事。二人相偕跋涉，遍游山水名胜，了无倦容。三月后，封翁往晤友，得其情，颇失望，怏怏而归。又数月，再度往，则见其友与宜福效村野贱民，赤身在水中游戏，殊不类文人雅士之所为。大恚，乃让友曰：足下既承余为教劣子，何意数月不教识一字、读一句书，任令良辰虚度，于事何补？友日：约期未满，何喋喋为？宜福于乃翁离去后，叩师曰：顷闻我父与师言何事，可得闻乎？师日：令尊以尔天资低劣，不堪造就，嘱余不必枉费心机，徒劳无功。然尔果具劣根而无法造就者耶。尔果有意上进者，余当力为之助，则后日之成就必不在尔弟下。否则尔将有何面目以对尔父若弟乎？福闻言，色骤变，谓师曰：愿受教，一是惟命是听。师曰：善，吾固早以大器目尔也。于是师、弟足不出户，终日埋头书案。封翁悉其事，衷心大慰”，“斯秋大比，连捷举于乡，已有脱颖而出之势。师乃朂其计偕入都，应会试，又获隽，殿试名列二甲，选入庶常。计由童生而入翰林，仅一年耳。时嘉庆二十四年事也”。以“艺术的虚构”衡之，此文快言快语，而传说中宜福父、宜福师和宜福其人活灵活现，令人读来直呼快活快活也。然而，传说越传越远。其远也，指传播半径、也指同“历史的真实”之距离。传说末宜率尔据信也。巫宜福、巫宜禊兄弟中进士、点翰林的科年虽有后、先之差(巫宜福的科年是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1819；巫宜禊的科年为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1817)，差仅一科而已；巫宜福“由童生而入翰林”之路也非“仅一年耳”，巫宜福是1795年中为举人的，从举人到翰林已是历时24年；宜福中举时，其弟宜禊尚在幼龄。                                      　　忆昔1994年，我在写作《客家民间信仰》（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一书时，从日人铃木清一郎《台湾旧惯习俗信仰》（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78年版）引述了巫宜福在台湾的一个传说：“台北县三芝乡新庄村有座民主公王庙，是祭祀‘民主公'（汪按，应为‘民主公王'）的庙宇，其由来很古，大约距今200年的乾隆八年（西历1743），有一批开垦小基隆（新庄子）的移民，‘民主公'就是这些移民而言。因为他们是土地的开拓者，当地人民感激他们的恩德，并且为了把这些恩德永久传之子孙，以及为了祈求平安幸福，才建了一座四尺见方的庙，当时称为土地公庙。道光二年，从大陆来一位翰林，此人就是巫宜福，他到台湾各地观光，有一次来到小基隆休息时，对于本庙所在地的风光秀丽叹赏不已，于是嘱令当地人民，以后要把这座庙称为‘民主公王庙’，当地人民欣然接受。四月初八日为例祭日，都是举行祭典”。《台湾旧惯习俗信仰》初版于日据台湾时期的1934年，作为田野调查的采访人和报告人，书中巫宜福传说的记录者虽是日本人，而报告者必定是中国台湾人也。                  　　附带言之，福建永定县的科名佳话，除了巫氏兄弟翰林，廖氏累世翰林亦为闽人喜闻乐道。累世翰林指“举一家成翰林踰三世以外而世系直接者”。永定廖氏累世翰林是从廖鸿章孙廖文锦开始的，凡三代：文锦（鸿章孙，嘉庆辛未，1811）、惟勋（鸿章曾孙，道光癸巳，1833）、寿恒（鸿章玄孙，同治癸亥，1863）和寿丰（同治辛未，1871）。廖鸿章本人也是翰林，科年是乾隆丁巳，1737，比其孙廖文锦的科年（嘉庆辛未，1811）早74年。朱彭寿《旧典备征》记：“廖氏原籍福建永定”，并于“江苏嘉定”条下记廖鸿章、廖文锦、廖惟勋和廖寿丰、廖寿恒之名及其科年。                       　 （作者汪毅夫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