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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民族复兴与多重治理考验

http://www.CRNTT.com   2020-03-28 00:02:58

2020年1月11日的台湾大选，蔡英文高票当选，韩国瑜落败。这是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在选举政治的诱导下，在台湾本土化的绝对正确压力下，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与论述空间不断遭受侵蚀，甚至出现了“中间化”乃至于“绿化”的趋势：一方面，国民党青年新生代要求改革接班，但其政治思考的方向却是进一步“去中国化”，违背国民党立党宗旨；另一方面，国民党党主席竞选中出现了“郝龙斌现象”，立场论述从“九二共识”进一步后退，向民进党立场靠拢。国民党的“政治割据主义”及本土化生存，固然有其语境化的现实压力，但根本原则丧失所带来的政治代价更大。如果国民党思考的只是岛内选举政治利益，而丧失国家民族大义及两岸政治前途的前瞻思考与担当，就真的变成“台湾国民党”而永远不可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独特贡献了。是仅仅着眼于岛内选举分利而丧失原则，还是坚持原则而有所谋划和担当，是对这个百年老党的一次生死考验。 　　在香港台湾化与港台分离主义影响下，港台在国家的抗疫秩序中表现出的敌意、疏离感和自私性是令人忧虑的。比之于中国内地及全球性的共同应对努力，港台地区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狭隘的地方主义及政治本土化下的道德衰退：其一，台湾当局在口罩产能有余的条件下宣布禁止对外（主要是大陆地区）出口，限期大陆游客离境，阻挠台商包机返台，在两岸人民之间制造民意对立与情感裂痕，捞取政治利益；其二，香港实行暂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费医疗、变相封关等措施，存在刚性切割本地与内地联系及忽视患者医疗人权需求的倾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费用也有悖国际惯例；其三，香港出现针对武汉疑似患者的身体和语言暴力，医护人员存在消极怠工、歧视对待与逃避责任的行为，医护罢工和黑暴派寻衅进一步拉低香港包容性和道德水平；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对武汉肺炎进行政治“抽水”的情况，如陶杰、何韵诗等人轻佻甚至幸灾乐祸的言论。当然，这是港台形象的一个面向，主要是其本土主义的面向。作为中国同胞，港台社会仍然存在从民族情感与专业学术层面实际“参与”武汉肺炎危机应对的人士，如台湾存在蓝营人士的民间自发援助行为，香港存在民间人士、科研机构共同参与防治过程的行为。这些表现，有些是治权当局回应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为，有些则出现了过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损及国家利益与同胞情感的行为，还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对内地的仇恨和敌意。 　　笔者相信，港台在武汉肺炎危机中的“逆向”措施并非港台社会多数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当局、文化精英及传媒体系的政治化操作与误导，以及相关的行政决策及离岸举措，实在距离“一个中国”的同胞互爱伦理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合作互惠伦理甚远，在此意义上，港台所谓的现代化仍存在价值面的深刻缺陷。当然，我们并不回避内地治理体系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应对武汉肺炎危机上的弊病与错漏，这些正是内地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养成的未竟课题。问题是，港台以此种操作持续损害国家信任与内地民众同胞情感，长远来看对港台是非常不利的。港台的“逆向”不仅是在远离国家，也是在远离全球化和危机应对的普遍价值，其所依赖的其实也不是所谓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狭隘的地方主义，一种前现代的潜伏价值观。这种潜伏价值观是港台现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新一轮全球化大局的价值短板。 　　三、疫情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20年初，非典再现，武汉新冠病毒肺炎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SARS类传统疾病，并宣布这属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这是中国新时代国家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武汉当局的信息迟延与治理不作为被视为治理能力的巨大漏洞，国家介入后实施了超强的隔离管制、全民防疫动员、全国性支援行动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更换问责措施。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作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中国而言，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问题，而是复杂的制度实验、制度竞争与制度建构问题。但是，中国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信息充分交互的环境下，国民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实际体验、比较及要求是不断提高的。这种治理比较不仅存在于中国和外国政府之间，也存在于中国内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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