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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创构发展新动力

http://www.CRNTT.com   2015-12-05 08:15:51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以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
  中评社北京12月5日电/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强国富民”为根本发展目标,以“改革开放、动力混成、创新包容”为主驱动力,需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以释放潜力、激发活力托举新常态的经济社会“质量升级式”发展。

  推进改革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

  经济参考报发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文章表示,随着实际汇率上升和劳动成本上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合乎逻辑地有所下降。初步估计未来几年间,中国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在8%左右,而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在6%左右。以此而言,2015年确定的7%左右经济增长率,如政策和工作不出大的偏差,应可实现,关键是需同时引导市场预期和“升级版”的演变过程进入良性循环,争取相对顺利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压力为主的阵痛期,对接一个尽可能长时间的升级版中高速增长平台。在中国,往往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时,也正是改革推进阻力较小之时。应抓住时机,推进改革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为中国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我们的主要建议是:

  一是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

  面对中国劳动人口明显下降、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趋势,必须尽快、果断调整中国人口政策。现在已进入调整人口政策的最后窗口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再犯颠覆性错误。一是在五中全会宣布“放开两孩”政策调整出台后,还可以并应当动态推进,后续优化举措。二是将以计划生育重点针对体制内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改写为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另外,促进人口流动、适当吸引移民也应当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是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供给管理的极重要内容。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方面(涉及集体经营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我们建议积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积极总结借鉴重庆等区域以“地票”制度处理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农民在农地“占补平衡”框架下分享城镇化红利的经验。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应充分重视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环境下形成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土地制度改革经验,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框架和流转制度过程中形成兼顾国家、单位、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土地征收中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规范程序,公开信息;建立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规范、多元的补偿和生活保障、生产引导机制。

  三是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针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进金融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二是积极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开发性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务体系;四是依托存款保险制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或将现行的民间放贷机构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产品,健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体制,并引导小贷公司按“资本金融资、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原则发展,改进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五是依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化定价的方针,择机在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临门一脚”——放开存款利率上取得突破;六是以显着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七是提高金融业稳健性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银行业实现第三版巴塞尔协议,防范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牢牢守住发生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八是加强金融业监管,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九是做好准备适时实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四是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结合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应以“负面清单”原则取向,创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一是以自贸区为标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减少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建立覆盖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国性信息信用系统,执行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以此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二是适度降低中国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步伐;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可结合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机制。三是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在深化财税改革厉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应注重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关联,分类重建收费管理的体制机制,将“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尽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使用者付费”性质的收费、基金应在基金预算中加强成本核算与信息公开,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收费应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压低负担水平,对“红顶中介”、设租寻租所强加的企业负担,更应结合反腐倡廉来有效消除。

  五是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

  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从中长期来看,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原始、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集成创新”结合,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完成从工业时代经济向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转轨。可以预计,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高铁式重大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正在或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为力求主动,必须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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