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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外交“零回报”案例引发的冷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5-03-09 12:12:32

经济外交的利弊 　　基本上，经济外交是用更多“萝卜”，更少“大棒”的策略。它一直是国家整体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在16世纪大行其道的时候，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是正当的外交手段，也是正当的目的。因此有“贸易追随国旗”的口号，而殖民主义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取得金银和原材料。在今天的全球化现代经济，可用在外交上的经济工具大增，包括贸易、经济援助和无偿贷款、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也更为高明。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外交向来根植于中国概念的“世界秩序”。它不是建立在平等，而是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中国朝廷和周边“蛮邦”建立了朝贡关系。在处理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时，按基辛格所说，中国朝廷“所采取的外交手段是非常务实的”，包括公开压迫和公开贿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也认为，朝贡使团都是掩饰贸易的借口”。也就是说，经济外交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已经非常普遍了。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全都是为国家的整体外交目标服务。因此，当中国和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关系于1960年代闹僵时，北京立刻停止向吉隆坡购买橡胶，转而向锡兰（斯里兰卡）进口更昂贵但品质较差的品种。在1980年代，为了回报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中国向菲律宾提供“友谊价格”（远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石油。中国也给泰国同样的待遇。 　　毛泽东时期最具争议性的经济外交，是在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于1970年代初期耗费5亿美元，兴建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Tanzania-Zambia Railway）。除了争取多一些非洲国家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项目并没有为中国带来什么实质的政治和商业利益。结果，它成了中国过度使用经济外交，取得几乎“零回报”的典型例子。 　　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推行经济改革时，他的外交政策路线一开始便很务实，即集中让中国成为或恢复它在各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身份。首先是世界银行和IMF（1980年），最终是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开始时中国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受惠者，后来也成为积极的参与者。 　　在区域经济外交上，战后日本是中国的借镜。像日本一样，中国在区域没有话语权和强大政治和制度上的影响力，必须先把精力放在开拓市场，然后收购区域的天然资源和原材料。 　　中国总理朱镕基于2000年倡议建立中国－东盟（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即首个“东盟+1”的最大区域贸易机制。这个自贸区在2010年开始实行，双边贸易于2014年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也启动100亿美元的中国－亚细安投资合作基金，深化同个别亚细安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最近，中国把焦点放在有16个成员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协定虽然以亚细安为中心，却主要是由中国所推动。 　　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快速扩大的外部顺差，中国成为世界上日益重要的资金盈余国，尤其是在2014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超越进入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400亿美元，是目前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中国公开表示，自己有能力在金融和技术上为新兴经济体建设基础设施（如其高铁）。近年，中国也大幅扩大了其对外经济援助计划。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为非洲和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40亿美元的援助（主要是津贴和免息贷款）。和传统的经济援助国家如OECD比较，中国目前的拨款还是很少。但中国很快便会迎头赶上，而目前许多OECD国家本身已陷入财政赤字。总而言之，像以前的西方列强和日本一样，中国目前正积极使用所有主要的传统经济外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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