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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亚洲思潮变化及其大趋势

http://www.CRNTT.com   2014-12-30 09:54:01

更为严重的是，本区域的政治激进化的表现形式与西方也很不一样。近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也出现了政治激进化运动，有些运动甚至也很暴力，但是大多社会运动的表现是有限度、有妥协的。而亚洲没有妥协传统，社会运动一般都坚持不懈，会持续很长时间。泰国很典型。并且，一旦发生社会运动，法治就失去了踪影，因为社会运动往往以道德自居，任意破坏法律。一些地方以民主名义推展政治激进化，实际上是反民主的。在亚洲，社会运动非要自己赢了才算数，才算民主。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最近香港的占中运动作一个对比，就会很清楚。政府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这种恶性互动，最终导致政治的不进步，甚至倒退。例如，泰国的政治民主运动最后以军人政变收场；走了一个轮回，毫无进步。今天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   　　其次是宗教激进化思潮的继续崛起。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新疆，都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宗教思想激进化。今天，宗教思想的激进化已经变成非常具挑战性的全球问题。在中东，激进宗教思潮已导致无穷的政治冲突。失败国家的形成或者政府越来越没有治理能力，为极端宗教的崛起提供了机会。没有人会相信中东的情况会很快好转。随着中东宗教激进思潮的崛起，这种局势有可能延伸到本区域，尤其是那些治理能力不高的国家和地区。较之于其他地区，本区域的宗教本来具有温和性质，但因为各种内外部因素，例如全球化、社交媒体、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巨大，很多年来宗教呈现出激进化的倾向。内部因素和外部影响的结合，有可能使得激进宗教运动变得难以控制。   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弊端   　　其三是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和对这一思潮的反思。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过去一直深受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日本过去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领导者，“四小龙”随后。1980年代之后，日本按西方经济模式来改革，但很不成功。今天，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安倍经济学也已快走到尽头了。其他一些经济体，如香港和台湾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导致和恶化了“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经济体的政府就面临无穷的压力。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流动，但政府不可流动，社会运动的压力自然指向政府，而非资本。 　　幸运的是，亚洲很多经济体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中国在追求了数十年的GDP主义之后，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GDP的增长对经济和社会都很重要，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平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曾经是最公平的经济体，政府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于其推动经济的能力，也来自于其实现基本社会公平的能力。现在，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巨大，社会分化严重。如果这些经济体不能改变这个情况，其统治合法性必然会受到挑战。   　　当然，贫富悬殊并非仅仅是亚洲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目前的贫富悬殊问题是由资本启动的，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由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资本创造了巨大财富，但财富主要流向把握资本的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从财富的创造中获益，有些甚至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所论证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劳动者只得到小头，资本得到大头，劳动者所得与资本所得完全不成比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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