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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如何解决人、钱、土地三大难题

http://www.CRNTT.com   2014-04-09 09:12:02

中评社北京4月9日讯／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国人持续的关注下正式发布。这一中国首个中央层面的城镇化规划无疑承载着很多人的期望，也促使人们去思考以下问题：《规划》提出的背景是什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节点有哪些？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厘清？ 　　东方早报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研究员卓贤文章表示，城镇化是人口、资金、土地等各类要素在地理空间流动、配置、组合的动态过程。如何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藩篱，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是《规划》潜藏在洋洋洒洒三万字背后的逻辑链条。 　　中国的城镇化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城镇化也出现了质量不高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愈发紧迫。对此，《规划》用了三个“不可持续”来点出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挑战： 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 　　无论是城镇化取得的成就，还是目前出现的问题，都与中国推动型的城镇化模式息息相关。35年来的改革逐步突破了城乡分割的制度框架，由此释放出的市场力量与地方政府的竞争动机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包括人口、资金、土地等市场要素的一些不当干预，也扭曲了资源在城市空间的配置，导致城市要素聚集偏离最优路径，出现效率损失和风险累积，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质量。而这正是《规划》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人口流动障碍和经济增长潜力 　　文章称，人口大规模流动是大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美国，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每年有800万人跨州迁移。有研究表明，在统计意义上，跨地区迁徙的城市移民比留守故土的人群更具进取心和创新精神，人口的流动将有利于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口流动对经济后发追赶的意义更加重大，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动到非农部门所带来的结构转化效应，是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 　　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虽然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人口城镇化提高的速度很快，但根据研究，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上（按麦迪森国际元计算），历史上只有葡萄牙、泰国和斯洛文尼亚的城镇化率低于中国。对于人口城镇化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规划》的分析是很到位的：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上述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提前到来，在“总量过剩”的情况下，一些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局部短缺”，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也使得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以双轨制逐步破除人口流动性的障碍。人口流动性障碍集中反映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上。《规划》所提出的建议，包含着“双轨制”的内核：一方面，要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城镇社会保险参保年限等为基准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另一方面，要建立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落户即意味着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福利标准。受城市政府的财力所限，不可能使所有流动人口一步到位取得城镇户口。因此，在一部分流动人口获得城镇户口及其挂钩的公共福利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依托居住证制度根据对所在城市的贡献来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后者在国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例如，在美国的一些州，居民要享受教育、医疗、公共救助等权利，必须获得州居住权，除了要证明自己是该州实际居民之外，还要在该地区居住满特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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