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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于建嵘的理想和现实

http://www.CRNTT.com   2013-10-11 11:09:35

“不是挂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上任不到一周，于建嵘就开始为新角色忙碌。 　　2013年9月21日，记者在上海见到了来沪为安章村进行村庄设计规划的于建嵘。他不断向人们展示村庄的未来规划图，嘴里念叨着“怎么样，咱们村要是这样就很漂亮吧？”  　　已经将“咱们村”挂在嘴边的于建嵘，却对“挂职”村主任助理有自己的说法：“那些只是人们的炒作。我是搞农村研究的，我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这本身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一些非本职工作的如果去做这些事情，可能是挂职，但我显然不是。” 　　专注农村研究，缘于于建嵘特殊的人生经历。 　　1967年，参加过游击队的父亲被打成“土匪”，于建嵘全家下放到湖南农村，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8岁时，父亲托人送他上小学，他的“黑人”身份甚至让班长带人拖他出教室。小学没书念，一家人七八年间换了无数个地方。 　　或许正是这段经历，让于建嵘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和权益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次，于建嵘在广东公开演讲，有听众说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站在底层立场说话，应该代表自己的阶层说话。他指着台下一个快60岁的妇女说：“她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来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了3个小时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  　　命运在1979年发生转折。那年高考，于建嵘成为学校仅有的4个考上大学的学生之一，考入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做《衡阳日报》的记者，1987年离职当刑辩律师。 　　1990年代初，才三十出头的于建嵘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巨款，200万元。而当时中国城市人口的月薪不过百元。意气风发的他买了部日本进口车，一台砖头大的手提电话，到各地和教师、专家聊天，寻访人生的意义。最终，他遇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于建嵘选择了“乡村政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此时的他，没有埋入图书馆的故纸堆，而是一头扎进乡村，做田野调查。他沿着毛泽东当年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选择了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发源地的村庄作为调查点。一年后，他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 　　多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调侃于建嵘的独特本事：“成名之初，是以做田野出名的，不管多脏的农舍，他都能倒下就呼呼大睡。” 　　2001年博士毕业后，于建嵘进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一直工作至今。“从我的博士论文开始，我就一直在农村考察、做研究，走过的村庄无数。”不过他也坦言，此次选择安章村做研究，有机缘巧合的一面。 　　2013年8月，于建嵘应邀到安章村考察，当时就觉得这个传统的村落需要更多的发展方向，需要一些新的发展思路，需要寻求合作，便向黔西南州的一位领导提出来。后者当即对他说：“专家不能只动口不动手，怎么做，给些经验。” 　　后来黔西南州和兴义市的一些领导，以及安章村的村支书来到于建嵘北京的家中，双方很快就谈到一起。于建嵘提了一个要求：“我要进村，不去县里，也不去乡镇，就去做你们的村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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