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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植荣：欧美学生作文与国内作文差异何在

http://www.CRNTT.com   2013-08-21 15:38:15

3.法国为什么没把《最后一课》选入教科书 　　语文教科书离不开历史事件，欧美教材对历史课文的选材非常谨慎，唯恐对历史的认识有误而误导学生。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敢轻易给出一个官方结论，充其量罗列一些学者的不同观点供学生分析、批判，鼓励学生对历史事件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增进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都德的《最后一课》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因为它被选入我们的教科书，可法国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最后一课》写于普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以沦陷的法国阿尔萨斯省一所小学被迫改学德语事件为题材，描写了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情景。但这件事仅发生在阿尔萨斯省法语区，该省讲法语的人只占3%，绝大多数人讲德语。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和民族感情，法国没有把《最后一课》选入教科书。 　　美国中学语文教材里有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这篇课文，课文后的作文题目是：“以记者身份，写一篇关于《葛底斯堡演讲》的专栏文章，评价这次演讲。”学生凭借自己对美国内战的认识，可以称赞这篇演讲，也可以批判这篇演讲，老师根本不会把一个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想，如果是中国老师出这篇作文题目，十有八九会是“《葛底斯堡演讲》的伟大意义”。 　　中国的课文选材都是根据“论”去选“史”，这样，“史”往往不是客观历史的真实反映。我上小学时，课本上这样写着：国民党部队假抗战，真反共，八年抗战他们跑到峨眉山摘桃子去了，教材上充满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章，都是先被积极肯定，后来又被坚决否定，连教材如此编来造去，能教给学生写出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来吗？ 4. 洋编辑给我的启示 　　我在喀麦隆工作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个来自中国浙江的女孩阿玲。为给患癌症的妈妈筹集治疗费用，她16岁就来到喀麦隆打工。我把这个感人的故事写了出来，发到了博客。《WOMEN OF CHINA》杂志约我用英文把这篇文章重写（刊在2009年第7期，题目是《Home Away From Home》）。 　　加拿大编辑米勒先生看了文章后提出的问题耐人寻味：阿玲的母亲患癌症，她应该在母亲身边照顾才是，怎么反而跑到了喀麦隆去了？他显然不了解中国，尽管他在中国也呆了几年了。 　　我给他解释说，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你们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中国不少百姓有病要自己掏钱医治，而且是先交押金后治疗。你说，阿玲是在家看着妈妈病情恶化，还是到喀麦隆挣钱帮妈妈治病？ 　　从洋编辑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外国人很重视文章的真实性和逻辑性，不能胡编乱造。个人可以直抒胸臆，大胆谈论对某个事件的观点，但绝不能歪曲事实，更不能捏造事实。 　　后来我发现，国内有不少媒体转载这篇文章，有的媒体找了写手，把阿玲描写成了一个女侠客，说她中国功夫了得，在喀麦隆遇到一伙劫匪，她孤身一人打跑了几个黑大汉；说她被洪水冲到了原始森林险遇猛兽；说喀麦隆政府授予她公民权；说她被当地报纸重点报道引起了轰动，她的故事在喀麦隆广为传诵……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编造的，连点影子没有。阿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孩，家庭有困难，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才到海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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