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城市体制改革是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前提

http://www.CRNTT.com   2013-03-12 09:01:57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3月12日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今天在联合早报撰文《城市体制改革是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前提》指出，从历史的经验和城市化现实环境来看，城市化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以人为本，而中国城市化以人为本的目标并不明确，如果能够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城市化里面来，并且成为城市化的优先考虑，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方方面面的“新型”来。在城市化过程中，那些关乎人的因素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近来，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最高议事日程之一。理由很简单。无论是通过建设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通过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而达到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城市化。 　　不过，从目前的讨论看，大多聚焦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少谈甚至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在一些政府经济学家和各级政府官员对城市化的讨论中，人们不难感觉到国内生产总值（GDP）主义的迅速回潮。城市化不再是通过体制改革而获取红利，而是通过城市发展而获取红利。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然不容怀疑，经济发展对城市也非常重要，但如果仅仅强调城市化，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市化就会带来无穷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从中外城市化历史看，简单的城市扩张可能会造就巨大的短期利益，但从长远看不仅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导致各种城市病。在中国动员式的制度环境中，如果城市化不当，不仅会促成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可以因为环境的遽然恶化而对人民的生活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城市化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而实现。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大主题。中国传统上是农业社会。尽管近代之前的数千年历史中，中国也发展出了无数城市，但因为缺失西方那样的工业化和与之关联的城市化，中国农业社会的大局从来就没有被改变。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但也没有改变农业社会这个基本事实。从深层次看，这一波城市化的代价极高，很多制度设置实际上是反城市化的。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