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

任剑涛：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http://www.CRNTT.com   2011-11-28 14:51:12

其一，现代国家建构里所以会受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于历史文化传统首先积淀而成最深沉的精神文化传统，而这样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于我们现实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有三个：1.通过代际文化的传递，由长辈塑造了我们基本的价值信念，各位都知道我们的价值信念可以重塑，但我们在社会过程中，从幼儿一直到社会化教育完成之前，我们的精神价值观念都是来自于代继传统（父辈及父辈的父辈的父辈代继传递下来的价值理念），即使到今天，中国哪怕最愿意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心深处所弥漫着的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做国师，秋风想做国师，袁伟时老师其实也想做国师，都要给你指导怎么建国，这是代继专递，不存在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动力的问题，不存在积极或者消极的判断问题。在我们的分析里，既可以说是积极的，也可以说是消极的，也就是说精神文化的历史传统是一把双刃剑。 　　2.这种价值通过代继传递后内化为人群的活动使我们成为一种政治习性，因而价值观念的排斥性立场和接纳性立场的边界就被给定了，这个边界的给定来自于三重力量：一重是来自于民族生活，二是来自于语言功能，三是来自于习俗，潜移默化、不经意之中在我们过春节、中秋这种喜庆之中潜入我们思维深处，所以我说是深沉的力量，这种深沉不在于层面的深度，而在于发挥作用时是潜移默化不经意的，对其它观念发生深刻影响的。 　　3.精神文化影响我们是行为判断的根据，人之所以作为人最大的差异在于人以观念先行，观念先行不等于说观念决定，但观念一先行，使你具有接纳和排斥判断的那种价值观念成为一种理性的衡量，在建立自己民族所熟的政治体时会发生对你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影响。比如我一刺激你，你是中国人，你不能说美国好。如果你说美国好，有人会蛊惑你是"汉奸学者"，“果然你是汉奸”，为什么？因为你不说自己好，而说别人好。第三种行为判断中的代继传递的价值产生的拒斥和接纳的边界。所以一批左派人是用“汉奸学者”把一批把现代国家美轮美奂的学者给呛得没有办法抗拒，在哪里？在大众文化层面的精神文化，它对于习焉不察的行为习性当中携带着的价值判断不予审查，理性的人当然用理性来判断，把自己的生活习性拿出来判断政治问题时一定要通过理性审查，而大众一般不经过理性审查的，只煽动、宣传，蛊惑你、煽动你，让你不要思考，然后不经意中你就变成自己衡量是非的判准，所以大众的政治价值力量也是可怕的。 　　这三种力量首先确定了历史文化传统当中精神文化的重大份量。 　　其二，所谓现代国家建构中历史文化传统发生重大影响还在于一剖制度文化乃是我们建构新的制度观念，建构新的制度安排，接受新的制度运行的成败、效果或者绩效，最重要的一个是历史积淀。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成为我们新的制度选择的积淀或者影响我们对新的制度选择？很简单，人类面临制度建构只有三个时间维度：一个是当下，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未来的制度建构受当下制度建构的影响，因而它是正在展现的过程，而无法进行既定性状态的陈述，所以未来一般被我抹掉了。我们面对当下要设计的制度最大的未来在于当下各有利益和政治追求和价值信念的人们在进行复杂博弈的过程，因而对正确的判准只有过去已经继承制度，有效性、无效性，低效性、高效性给我们展示在面前，使我们可以有一种可以尘埃落定的把握感。也就是说所有的制度文化都会具有向后看的特点，向历史文化看的特点的原因，哪怕是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孟子讲“法先王”，荀子讲“法后王”，但不管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都是我们现在整个王之前的王，只不过“先王”是夏商周三代的，“后王”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但都在我们之前，为什么都在之前？就是我们说的把握感是可靠感的一个前提，因为是基层的，大家说他有一个历史符合论的判断倾向，而历史符合论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是否符合这个状态。未来符合论，未来符合什么都不知道，现实也没有符合论，为什么？因为现实是每一个活动者的个体，他符不符合现实的个人判断而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判断或者一个叫伪公共性社准、准公共性社准一定来自于过去，所以现代国家的建构永远会受到过去制度文化的重大影响。三个时间维度决定了不可能以现实和未来作为判准，而是要到过去的制度文化中去寻求灵感。 　　其三，现代国家建构当中的历史文化传统受到影响的是绵延历史上最强最不经意，但实际上对我们的观念和制度选择有最深厚影响力的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集群的生活方式。最简单的说法是，比如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我自己比较欣赏现代国家的一套理念和制度，毫无疑问这与我做政治学教授的专业立场有关，但我经常开玩笑，我的胃有判断爱国的能力，在美国我一定要吃中餐，吃西餐忍无可忍，这是生活习性的力量。在美国我一定要有午睡，宁可放弃听课也要午睡，否则下午、晚上就无精打采。这种生活的习性力量来自于千百年来一个民族生存的顽强的生命感所赋予的，这种生命感的赋予来自于汉族人作为农业民族，我们总是欣赏那些生活趣味盎然、生命情趣丰厚，对人生理解透查的生活模式，因此我们总是追求“胜似闲庭信步”这种休闲和潇洒的生活方式情况下来接受一种不同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所以中国人现代政治生活方式有一个排斥的原因首先从生活方式出发，因为现代生活要求高度参与，要求紧张判断，要求是非界限明晰，中国人觉得太累了。所以中国这种农业的生活习性就是一种暧昧和含混的生活习性，只能形成人性化管理，而不能形成规则化政治，到今天我们也很难讲规则。跟爸爸讲规则，中国人只有温州人可以做到，称为“中国犹太人”的广东潮汕人都做不到，温州人的父亲问儿子借钱，弟弟问哥哥借钱都要算利息，如果公众息存利息20%，跟爸爸或者弟弟算的话就是10%的利息，这是唯一中国人现代经济理性的族群。但对整个民族来说，源自于生活习性：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要谈钱（现场笑），但内心一谈钱他是愤怒的，不谈钱内心痛苦的不得了。比如我这个月5个同学结婚，每个人送两百，经济变得好紧张，但这只是私下说，如果公开说那太俗了。这叫顽强的生活习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现代的政治选择尤其作为理性解除神魅之后要诉诸理性而做出的选择是有重大影响力的。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