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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结构变动看宏观经济现实问题与未来走势

http://www.CRNTT.com   2011-07-12 08:37:11

工资上升不是长期高通胀的推手 　　问：在分析本轮中国通货膨胀成因时，有一些观点认为工资上升是重要推手之一。您对此是否赞同？ 　　彭文生：人口结构的变动影响经济的潜在供给和潜在消费需求，从而影响长期的平均CPI上涨率。我们将年龄介于25岁和64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而将2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定义为消费者（25岁以下，64岁以上的人口也可能参加生产，但其生产能力相对较小，更主要是消费者，储蓄的能力低），然后计算生产者（储蓄者）与消费者数量之比。目前中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比在120%左右，显示每100个消费者对应着120个生产者，潜在供给大于潜在消费需求。这一比例是在1995~2000年间超过100%的，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正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中期由短缺型转为过剩型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人口结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生产者数量大幅超过消费者，供给相对于需求变得相对充足，储蓄上升，支撑高投资，推动产能扩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通胀在过去十年显着下降。 　　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生产者多于消费者的经济体，平均通胀率较低。过去10年中国平均通胀率约2.0%，而印度、巴西和越南的平均通胀率分别为5.5%、6.9%和7.7%。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有多种，人口结构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2010年印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约为80%，表明每100个消费者仅对应着80个生产者，而这已经比2000年75%的水平有所上升。巴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在2010年刚达到100%，而2000年时仅为80%。越南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现在是95%左右，10年前只有75%。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发达国家。过去20年美国和英国的生产者显着多于消费者，而日本和德国处于这一阶段的时间更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通胀率显着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并非巧合。 　　当然，并不是说在生产者显着多于消费者的国家，其通胀始终处于低水平。过去10年中国经历了三轮通胀周期，通胀的上下波动受经济周期（包括总需求和货币条件变动）影响大。从本轮通胀看，主要原因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非常宽松的货币环境。从国内来讲，2009~2010年货币和信贷大幅扩张带来通胀预期和总需求压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也造成输入型通胀压力。工资上升必然增加生产成本，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有部分抵消作用。退一步说，没有总需求强劲和宽松货币环境的配合，企业把上游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空间有限。 　　展望未来，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预计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缓慢下降，在相对长的时期，中国的生产者人数都会显着超过消费者，仍是供给充分的经济。但中国与发达国家比，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对城镇劳动供给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过去，农村富余劳动力很多，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城镇很低，造成低端劳动力工资低且增长慢。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近几年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加快，对企业成本压力增大。从这个角度看，有一些观点认为“刘易斯拐点”造成的工资上升将推动中国通胀长期处于较高水平。我们认为，“刘易斯拐点”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城镇化的过程远没有结束。因此，工资的上升幅度长期内仍然要受到劳动力转移这一供给因素的制约。有些分析拿中国现在的情况和日本上世纪60年代，韩国上世纪70年代比，认为中国未来平均通胀率会在5%左右。但是，中国和日本与韩国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当年这两个国家总体人口结构是短缺型的（日本上世纪60年代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是83%，韩国上世纪70年代的比率只有约60%），所以不能简单地比较。 　　从中长期看，还有一个政策通胀容忍度的问题。过去10年，中国平均通胀率约2%，但高点在8%。通胀是个周期性现象，上下波动大，如果平均通胀率是5%，高点就会大大超过10%。基于社会经济现实，很难想象政策会容忍如此高的通胀率。通胀容忍度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关系，一个老龄人口占比越来越重的社会，对通胀的容忍度会降低。短期内，考虑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的不确定性，劳动力供给紧张有可能比一般预期的要严重，也就是潜在增长率可能已经显着下滑，如果政策判断失误，还追求过去的高增长，通胀压力就会增加。从目前政策调控的力度看，这个风险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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