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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 | |
http://www.CRNTT.com 2010-12-16 09:23:37 |
而在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比在同样的六十年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和中国正好相反。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改革,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会越来越少,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不仅仅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越来越少。 金融不自由 压制创业空间 金融不自由也会抑制劳动收入的增长。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加强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速慢。 很多人认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减少,会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进行金融战争,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但实际不是这样,关于金融管制的话题,很多人将这一湖水搅得越来越浑浊。 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华尔街公司,通过住房贷款的衍生产品赚了很多钱,但收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老百姓所能借到的买房子的资金不会那么多。如果没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产品的深化发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创新,住房贷款的成本比实际付的会更高。 为什么金融管制越严越死,最后做出牺牲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还是年轻人呢?因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是华尔街,而对住房按揭贷款的需求方更多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你很有钱,可能根本不用这些产品,照样能买到房子。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是现在的现金最少,所以对按揭贷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贷款的供应越多,年轻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就越可享受到好处。金融管制越严,这些衍生产品就越不会推出来,最终付出代价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个人。 在中国,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国有银行及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了各种金融业务。这种垄断也导致金融资源、融资机会主要为国企服务。这又意味着金融行业发财致富的机会一边倒,不管是农村有能力的农民,还是城市里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会越来越少。这也反过来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包括农民发展民营企业的空间。这还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让农村年轻人在本地、本镇周围能找到的工作机会不像本来应该有的那么多。逼着他们都背井离乡,降低他们的就业起点。 另一个表现是对民间金融的禁止,特别是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抑制。现在可能慢慢有一点放开,但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制度的不灵活。前年,曾有希望看到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做得越来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权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或其他资本化运作,但是后来发现,刮风打雷多,雨却没有下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迫使农民要么选择种田,要么去外地打工。 如果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村的宅基地,可以有更大的被用来资本化融资的空间,农民得到这些资金的支持后,他们可以进城创业或在本地创业,选择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城市里可以将房子拿来进行抵押贷款,也可以将房产证用来做资本化,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是,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却不能做这样的资本化、金融化运作,这是另外一种城乡歧视,使得农民的选择空间和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样,要小很多。 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 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我将70个国家按照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等分组。统计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3年,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这一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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