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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其人与“胡风事件”

http://www.CRNTT.com   2010-05-28 12:16:26

他打出的“炮弹”将胡风置于死地  　　  　　接下来发生的,便是那桩著名的“交信事件”。尽管后来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细节描述不尽相同,但大致的过程还是清楚的。   　　林默涵提供了这样的说辞:“大约在1955年5月的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得好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林认为私人信件没有什么好看的,便一直放在书架上。隔了一段时间偶然翻翻,看出了信中对很多党的和非党的作家的仇视的态度,很多的暗语看不懂,于是又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看不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分类。“舒芜同志便很快整理完,一两天后交给了我。我看后交给周扬。周扬看后与我商量可否公开发表,我表示同意。周扬把材料给了《文艺报》,排出清样加上主编的按语后,周扬又转给了毛主席。”(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这就是说,舒芜曾去中宣部两次,并亲手把胡风信件交给了林默涵。  　　而舒芜就“交信”一说却给出了另一种版本:“我可以确切地说明一下,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就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当时,只是《人民日报》编辑叶瑶奉命给我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她向我组稿,我觉得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在当时批判胡风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是个‘不上纲’的次要问题,而且也符合我对胡风早就已有的想法(觉得他太孤立自己),所以就接受了这个约稿。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叶瑶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的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对,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给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上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还说:“……完全是《人民日报》当时的文艺组长袁水拍他们,背着我,叶瑶其实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结果搞得不可收拾。等到林默涵从袁水拍手里看到了这些信,那就等于给公安部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他(林默涵)找我谈话,我当然不敢反抗了。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了那个材料……”(《舒芜口述自传》)  　　当时“肃反运动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文艺报》常务编委康濯提供的情况支持了林默涵的说法。而《人民日报》编辑叶瑶披露的情况又支持了舒芜。   　　四位当事人的证言出现了二比二的局面。到底是谁充当了这个信使的角色,也许永远是个谜。不过,这对于整个案件的进程似乎并不重要,信件到了上层领域并进入运作才是关键的。林默涵得到信件后约舒芜在办公室谈话,对他说:“你的文章(指《胡风的宗派主义》)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要求舒芜将他在信上画记号的地方摘下来,按内容分为四类:胡风几十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怎样一贯反对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其宗派活动以怎样一种思想和世界观做基础。舒芜“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写成后来改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交了上去。此时的舒芜已经上了“战车”,身不由己。  　　林默涵、周扬商量,决定让《文艺报》登载这批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随后由《文艺报》常务编委康濯执笔撰写了“编者按”,这个按语仍然把胡风框定为“文艺思想和作风问题”,希望他“检查改正”。周扬觉得“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于是在5月9日将清样呈送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一天后毛回信说: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下,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周扬看到,这个材料的原题中“胡风小集团”,改成了“胡风反党集团”,并推翻原来按语,由毛泽东亲自写了一个八百字的编者按,并说:“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他在按语中号召向舒芜学习,“交出与胡风往来的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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