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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是谁的老师

http://www.CRNTT.com   2010-04-17 10:48:14

1685年法国建筑大师勒.诺特尔设计了“规则式园林”，园中一切建筑布置都严格要求整齐、对称、讲比例，连树木也要行列对称、品种一致、讲究造型。法王路易十四便据此整修了凡尔赛宫，欧洲便广泛兴建这种规则的“法式园林”。坦普尔在具体介绍这种园林艺术之后，又专门写了一段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妙论。他说中国园林有不规则的自然美，这是更高级的美。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 1628-1699)撰写了一批关于中国的杂文。他认为遥远的中国“不仅可以提供事实，而且能够启发思考”。他读过拉丁文的《大学》《论语》《中庸》，对孔子的“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和“为政在人”的思想十分赞赏，认为“凡是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执政期间， 从国库中拨款9200镑作为年俸，资助白晋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身边的“教师”和“谋士”，因而，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1699年（康熙38年），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1687年，柏应理神父（Pere Couplet）带着一本书、一个人来到巴黎，书的名字叫《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在巴黎出版，收了他和郭纳爵（Pere Costa）、殷铎泽神父(Pere Intorcetta)译的《大学》、《中庸》、《论语》，  　　1688.6.巴黎《学术报》上载文说：“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敬、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有人呼吁多多出版关于中国的书；“中国这个国家，这样巨大，这样富饶，土地这样肥沃，气候这样温和，人口之多几至不可胜数，而他们的制造工业和治国之道又这样突出，所以…….可以出版的书比现有的还要多，而且也需要动用最有才能和最有见识的作家。”  　　1696年，曾在巴黎做过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将耶稣会中国教务的资料编辑成书出版，书名长得象内容提要一样：《中国近事——现代史的资料，关于最近中国官方特许基督教传道之未知事实的说明，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华民族与帝国之欢迎欧洲科学及其风俗，中国与俄罗斯战争及其缔结和约的经过》。同年从中国归来的李明神父（Pere Le Comte）出版《中国现状新志》，不久， 1697年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神父(Pere Joachim Bouvet)从北京返回巴黎，在布勒斯特港上岸，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他告诉惊诧莫名的法国地方官，说自己是康熙大帝的钦差，希望法国当局以接待中华帝国皇帝的钦差的外交礼节接待他。白晋神父带来康熙皇帝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  　　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闻》。他系统研究了中国哲学，发愿要沟通东西方哲学，在其《序言》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又说：“就我们目前情况而论，道德败坏已达到这样的水平，因此我们几乎觉得需要请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与实践教给我们。这时，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又名《圣经原是自然法则的翻版》，直斥“启示的神学”是不合理的、危险的、是引起种种迷信种种幻觉种种陋规的根源，应予清除；他主张用孔子“简单朴素的语录”来“帮助我们阐明后者”他把两种“宗教”思想(儒与基督)作对比研究，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抨击西方宗教神学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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