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社会”？

http://www.CRNTT.com   2010-03-18 11:43:14

熊培云：公民社会的来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即通过一点点地厘清群己权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联合，而这种联合正是一个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脱胎换骨的动力。其结果是，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不尽如人意苦恼不已。革命并不像开始预想的那样通盘解决问题，而且制造了许多新问题。那么，怎样才能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它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  　　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使社会脱胎换骨，平稳转型。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取得成绩，也正是因为不断建立起了这种横向的社会网络。我把这个过程称为中国的“新革命”，只有通过这场“新革命”，才能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催生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  社会建设忌讳“庸俗革命家”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关于农民工的劳作与知识分子工作的比较，这是你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扮演角色的反思？  　　熊培云：那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我第一次去海南旅行，当车子行使在新修的宽阔路面上时，我突然有一阵感动。我在想，我写了不少慷慨文章，但对于中国的贡献，也许不如一位农民工。他们虽然被泼上了廉价的污名，不如精舍里的学者们高贵，但修出来的路都踏踏实实，是可以看得见的。  　　这种自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首先我觉得，我们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对于那些在生活中从事具体工作的人要抱着一种感恩之心；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自我要求，应该脚踏实地，像农民工一样一点一滴地建设，不断地为社会做加法，这也是我的“增量历史”观。  　　社会建设尤其需要一种和风细雨、一点一滴地建设，包括公民组织的发育，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观念的变化。  　　新京报：你在书里批评了“庸俗革命家”的概念，就是那种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见到所有成果的人。社会建设也要避免做“庸俗革命家”？  　　熊培云：我很喜欢“庸俗革命家”这个概念。我最早是在一本叫《蚂蚁的革命》的法国小说里读到了类似观点。  　　不久前柴静在《面对面》中采访了德国青年卢安克。卢安克在广西支教了一二十年，甚至还要教学生中文，清心寡欲，像个圣徒一样，他深深打动了我。有意思的是，卢安克同样认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现在的中国人太着急了———“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想他批评的也是“庸俗革命家”。当然，我在这里反对的只是急功近利，并不是为了否定一个社会日常的生长。事实上，因为方向对了，这种日复一日的生长，其速度恰恰是最快的。 （来源：腾讯网　2010年03月16日）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