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身陷艾滋病泥潭乃社会之痛

http://www.CRNTT.com   2009-11-02 11:10:47

中国亿计的农民工群体中，谁又能说清楚还有多少艾滋病毒与跨进门槛的农民工发生过亲密接触呢？ 　　中评社北京11月2日讯／《华商报》今天刊登评论员单士兵的文章“当农民工身陷艾滋病毒的泥潭”，文章表示，“农民工身陷艾滋病毒的泥潭，其实就是这个群体生存状态的一种表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农民工感染艾滋病毒后，不仅仅在异乡的打工人群内部传染，还把疫情带回故乡。这让我想起了孙立平教授曾经分析过的那种‘穷人祸害穷人’的底层沦陷过程——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文章内容如下： 　　经历过一段漫长的迁徙，在内心，我越来越把更多的地方都当成了故乡。有许多发生于他乡的悲情，都能轻易唤起我对“故乡沦陷”的忧心。 　　现在湖北崇阳县的艾滋病感染情境，就带给我一种“直把崇阳作故乡”的沉痛。截至今年9月底，湖北崇阳共发现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崇阳的艾滋病患者基本上都是农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外打工时经性途径感染。 　　毕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着数以亿计离开故乡的农民工群体。谁又能说清楚，在异乡的夜晚，在那些灯光昏暗的发廊里，到底还有多少艾滋病毒与跨进门槛的农民工发生过亲密接触呢？ 　　农民工那种“孤岛”生存状态，是不难想象的。在异乡逼仄的空间里，年轻力壮的他们一边忍受着精神文化的空白，一边分泌着荷尔蒙。事实上，这些年有关农民工找小姐、性骚扰、性犯罪的报道，一直层出不穷。这些在异乡如同“联系松散的土豆”，很多意志薄弱者根本无力去抵御那些所谓的沦陷与堕落。 　　农民工身陷艾滋病毒的泥潭，其实就是这个群体生存状态的一种表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农民工感染艾滋病毒后，不仅仅在异乡的打工人群内部传染，还把疫情带回故乡。这让我想起了孙立平教授曾经分析过的那种“穷人祸害穷人”的底层沦陷过程——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 　　“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鲁迅曾这样说。在今天，没有必要再以过多的道德眼光去打量这种“穷人祸害穷人”现象。不要忘记，有太多的道德缺陷，也都是深植于制度不公的土壤中。这里我无意于再去重复那些对农民工产生剥夺的劳务歧视，只想简述一下感染艾滋病毒的农民工将面临着怎样的救济困境。这个群体受囿于脆弱的经济基础，又处于农村很不完善的体系，在感染艾滋病毒后，显然无法阻挡悲情与苦涩的放大，甚至导致整个家庭陷于绝境。个别农民工在感染艾滋病毒后，采取报复性传染的方式，使疫情蔓延，也给社会带来重大的危害。 　　社会是分层的，也是多元的。越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我们越要明白，没有人应该生活在“孤岛”上。对于社会底层来说，如果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能处于某种沦陷状态，最终也只会导致整体社会框架的垮塌。从这个意义看，农民工群体遭遇艾滋病毒的威胁，其实也就是整个社会肌体正在经历着某种腐蚀的一种隐喻。它的最大噩梦就在于，到最后谁都可能成为这种病毒的受害者。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故乡。我想，谁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乡 “沦陷”。要想不出现更多的故乡“沦陷”，要想不让更多的底层群体处于艰涩的生存状态，首先就要求我们每个人能把别人的故乡当作自己的故乡，把别人的兄弟姐妹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谁都不会对别人处于恶性命运倾轧之上的生存无动于衷，而应该从别人的命运无常中感到自己的尊严丧失，从别人的希望渺茫中感受到自己窒息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