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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永怀经国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09-04-12 08:11:32

民国73年（1984）6月，经国先生请沈昌焕秘书长通知我，接替陈履安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我闻讯惶恐万分，因为当时我还不到34岁，家父也还是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在形式上成了我非直接的部属。当然，经国先生的安排，主要考量是为刷新国民党百年老店的老迈形象。他用心良苦，我当然要勉力以赴。 　　我到中央党部以后，即经常与外国议员、学者及记者互动，说明党的政策或澄清外界误解， 举行记者会次数为历来最多，也经常出国参加国际政党活动，建立联系。同时，也透过这些国际政党组织如“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 IDU）举办的活动，见到许多外国“元首”与政要，每次回国都会在中常会报告，让大家知道国民党跟外国友好政党联系的成果。这项工作我做了4年，把友好政党数由40个左右增加到120个，也结交了数十位主要民主“国家”“国会”议员或政党领袖。民国77年（1988）7月国民党召开13全大会时，我邀请了66位外国政党领袖来台，这是有史以来外宾最多的一次大会，可惜经国先生看不到了。 　　回想起来，当时我担任这项职务，透过外国政党联系，深入了解国际政治实务、国际政党组织与运作、我国外交与侨务工作，与当前“国家”处境，是经国先生给我磨练的绝佳机会，我非常珍惜，也十分尽力。当年获得的知识、经验与人脉网络，到今天还受用无穷。 五、经国之治 台湾跃起 　　民国61年（1972）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后，开启了16年的“经国之治”。民国61年到民国77年，成为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段期间国内外局势异常严峻，考验接踵而来，如中日断交、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断航、中美断交，但经国先生稳健地带领台湾度过每一次危机；经国先生也主导擘划十大建设，带领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每人平均所得从400美元增加到超过6,000美元，缔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十大建设，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这段时间，我或在服兵役，或出国留学，并未亲身参与，故不在此深论。  　　民国73年（1984）之后，是经国先生加速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报禁、开放党禁、“国会”改革等，我都躬逢其盛，参与规划，也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非常重要的几个历史关键时刻。 一、解除戒严 开放组党 　　有一次，大约在民国74年（1985），经国先生突然找我去问：“‘戒严’英文怎么讲？”我说是“martial law”，意思是“军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我查了5种国际著名的参考书，回报经国先生说“戒严”就是全面军事管制，有的还说，“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严就是没有法律）；经国先生听了，困惑地说：“台湾没有军事管制啊！” 　　经国先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的推断是：出自戚烈拉（Richard G. Ciccolella）将军的建议。戚烈拉将军是谁？他是二次大战美军英雄，曾在1944年生擒德国西欧战区指挥官伦司德元帅（Field Marshall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stedt），战功显赫。他1967年来台担任美军顾问团第八任团长，是经国先生的好朋友，意大利裔美国人。他的太太曾是经国先生的英文老师，因此他跟经国先生很熟，两人无话不谈，不需要传译。戚烈拉将军退伍后常来台湾，也经常和经国先生通信，都由我中译转达。宣布解严前一年左右，他来了一封手写的四、五页长信，讨论台湾继续戒严的利弊。他认为台湾背了戒严的黑锅，其实对人民自由的限制并没有其他真正戒严的“国家”那么严重，因此他认为其实可以检讨还要不要继续戒严。经国先生和他私交甚笃，他不会对经国先生讲假话。那时我就觉得，从戚烈拉将军的来信，到经国先生要我去查“戒严”一语的英译，种种迹象显示，经国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严。由于他见戚烈拉时，不需要我翻译，他们谈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我推断他们一定曾谈到这个问题。果不其然，民国75年（1986）3月底国民党12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改革中，就纳入了““国家”安全法令问题”的议题，其实这就是“解除戒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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