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经济 克鲁曼一定最“爱台湾”

http://www.CRNTT.com   2009-01-11 10:28:42

克鲁曼对抗全球金融海啸的方法，能否奏效也受到多方质疑。 　　中评社香港1月11日讯／台湾《工商时报》今天发表社论，认为以台湾目前应对金融风暴的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一定最‘爱台湾’了”文章内容如下：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台湾亦未能幸免，政府财经部会每天都在为因应日益恶化的经济情势苦思良计、伤透脑筋。央行总裁彭淮南日昨又再次宣布调降利率，试图创造宽松的资金环境。社会舆论对央行的政策方向大致上皆给予高度的肯定，但面对这次如此严峻的风暴，大家似乎亦都认为货币政策能发挥的效果并不太大，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的大力鼓吹下，挽救“国家”紧急经济事故成为扩大式财政政策的“神主牌”，政府赤字成为次要问题，大量举债反而被视为是施政魄力的一种表现，这俨然像是凯因斯时代的复活，台湾政府也正在走这条路。  　　克鲁曼一再提醒美国政府要记取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的教训，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成功，即在于采行了凯因斯扩大财政支出的建议，但后来的胡佛总统却在面对严重衰退时，仍试图平衡联邦预算，以致延宕了经济复苏的时机。克鲁曼的目的是要告诉即将上任的欧巴马，为了对抗经济危机，应该将政府赤字考量暂摆一边，他甚至还警告美国州政府最近在经济衰退时期还不断删减预算支出的做法，实有如“50位胡佛总统一起扯后腿”，将让美国经济危机更加恶化。由此可见，克鲁曼对大规模扩增政府支出的坚定信念。  　　其实，克鲁曼的这些主张并无甚深奥之处，一切皆可从凯因斯的经济思想中找到相似的踪影。例如，在利率降到接近“流动性陷阱”出现之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已丧失激励作用；而当民间消费或投资信心跌至谷底之际，惟有依赖政府大量与主动花钱，扮演“发动机”的角色，才能带头、点燃经济活力，产生乘数扩张效果。总体经济学本就存在着凯因斯学派与古典学派间的争辩，各自拥有的验证结果让两派的观点一直相持不下，这种冲突在学术界固然是件习以为常的事，但却苦了世界各国的政策决定者因此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仔细探究两派的见解，最终的争议焦点乃全在于对政府角色与功能的不同看法。显然，凯因斯学派对于政府的信心要比古典学派来的坚强，而即便在政府作为的过程中需要付出某些惨痛的代价，但在“以短支长”的期待下，凯因斯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切对政府干预或犯错的忍受都变成值得，政府庞大的赤字与举债便是其中一项。  　　衡诸台湾的经济发展史，亦曾经在民国70年代发生过类似的政策争论，一方以王作荣先生为领导，另一方则以蒋硕杰院士为代表，此即轰动一时的“蒋王大战”。但近10余年来，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我们发现执政者在面对或解决经济问题时，似乎皆只剩下一种政策思惟，那就是“大有为”政府的概念。“扩大内需”变成是一个最响亮的政策口号，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加政府支出，陈水扁时期的“5年5千亿”固是如此，马英九上任后的“爱台12项建设”亦复如是。陈水扁的执政让政府的债务余额急遽翻两番，马英九上台迄今，不但预算赤字照旧，更可怕的是毫无章法的减税措施一箩筐，为未来台湾财政危机埋下隐忧。但这些做法似乎皆与克鲁曼的主张若合符节，克鲁曼的论点在美国是否有影响力尚未可知，但台湾却早已是他的忠贞信徒，克鲁曼若知此事，想必一定爱死台湾了。  　　社会科学的困难与奥妙之处即在于现象的复杂与多变，我们认为任何一项财经政策都可能或对或错，端视该项政策是否能符合时代环境之所需。抓得住它，即成，抓不住它，即败。只是，这种需要具备高度智慧与眼光的“圣之时者”，在现实的社会，存在吗？在台湾，有吗？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马萧政府在“大胆举债”之余，同时也负责任的提出一个详细明确的财务计划，告诉我们政府预算的长期平衡何时才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