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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 | |
http://www.CRNTT.com 2008-12-09 07:47:27 |
或许种族主义也能帮助解释西方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考虑到西方种族主义的历史,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肯定是鲁莽愚蠢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另一个因素更重要:伴随着中国传统的复兴,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也在复兴。在二十世纪大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忙于全面批判自己的传统,渴望学习西方。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让人自豪的,你瞧,他们想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同情了,中国人现在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了,开始从自家的传统中寻找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灵感。在谈论政治的时候,许多西方人使用的是民主与权威主义的两元对立观点:如果有人不完全支持民主,那他们肯定是权威主义者。但是,如果出现不完全符合民主独裁二元对立模式的受儒家思想启发的其他选择会如何呢?我认为具有民主特色的儒家精英统治可能影响中国的未来,以西方中心的政治范畴来讨论中国问题是错误的。 帕:金融危机将如何改变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呢? 贝:就现在来看,中国会更加自信,认定其资本控制和严格管理市场的模式是能够持久的。美国财长保尔森(Paulson)到中国去教训中国人该进一步取消对市场的管理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中国也将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国际金融机构中谋求更大的代表权和权力。政府将更多关注本国消费者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它认识到过度依赖出口带来的风险。从长远来看,美国多储蓄、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共同利益,但是如果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国际关系将进一步恶化。 帕:您在西方媒体上发现的最让人吃惊的对中国的俗套观念是什么? 贝:从错误的意义上看,最让人吃惊的是把中国描述为控制本国国民日常生活各个细节的极权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一直在进行“去极权化”过程,现在国民可以自由结婚、工作、旅游、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选择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很困难)。当然,“去极权化”过程还没有结束,有必要进一步放松国家对于比如媒体等领域的控制。另一方面,国家在处理社会必须的任务比如征税等问题上相对软弱,在这些领域需要加强国家的力量。 帕:中国体制的哪些内容是西方所不了解的? 贝:对于人权问题,重要的是留出在冲突时采取不同的优先价值选择的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假定西方的优先考虑就是最好的。比如,国家的首要责任是为民众提供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观点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它不是共产党人的新创造。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认为政府必须为民众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免让他们误入道德歧途。这种观念在整个中国皇权时代影响力都很大。所以那种认为如果与经济权利冲突时必须牺牲政治权利的观点在中国并非不可思议。 把中国的人权纪录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的纪录来对比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中国和美国或者西欧的人权状况来对比,更有道理的对比应该是在中国和墨西哥、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之间。如果这样的话,从包括社会和经济权利等在内的更全面的人权观点来看,中国的人权纪录并不那么差,或许中国走的是正确的方向。这并不是否认某些改善是可能的,现阶段需要做的,比如采取认真协商的态度,让西藏获得更多的宗教自由等等。 帕:通常,西方知识分子认为我们根本无须从非西方社会学习任何东西(而你在书中写到,中国人现在还试图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中获得灵感)。我们从中国社会中能学到什么呢? 贝:我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在学习中国的艺术、医药和文化方面是开放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有些方面,比如关心和尊重老人等应该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是有吸引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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