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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美专家辩论 中美趋新冷战? | |
http://www.CRNTT.com 2015-12-17 00:07:38 |
柯庆生说:第二种挑战是关于全球治理的。对于美国外交决策者来说,这是个更大的挑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让中国在全球性的问题上贡献更多的精力,更加的具有建设性和持续性。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主要大国的利益,比如核不扩散、地区冲突、人权危机、全球金融稳定、气候变化等。 柯庆生说: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全球化了,大家之间的联系更紧密,所以与一战前的局势没有可比性。所有的大国都需要看到全球性的问题都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否则情况会很危险,而搭便车解决不了问题。比如在核不扩散的问题上,中国如今的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因此如果中国跟朝鲜、伊朗这样的国家仍保持一定的经济联系,那么世界上别的国家对他们施压的效果就会大大折扣,因为他们只要依靠中国就足以维持自己。 柯庆生强调:可是问题来了,中国虽然是大国,但仍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国内问题——中国政府也知道这些。在历史上,国际社会从未期待过一个发展中国家为远在其国境线之外的全球问题做出贡献,就如同当下对中国的期望一样。中国目前的人均GNP只相当于厄瓜多尔的水平,而没人会指望厄瓜多尔去解决为远在其国境线之外的全球问题。我们之所以期望中国去承担这些国际责任,是因为她有着13亿的庞大人口和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做到这点是困难的。我想这个问题在将来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摩擦。中国目前的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想,我们为什么要贡献出努力,然后让中国来搭便车?这就表现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在美国,人们会说,当中国制造那么多的污染时,我们为什么要贡献更多?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中国人会反唇相讥,从人均和历史上看,我们排放的比你们要少得多。 柯庆生说:最后,我想说,中国的这一切的变化为何会出现在2009年后呢?我想主要是金融危机的原因。金融危机让中国在国际上显得更加自信,而同时中国政府面对国内问题时变得更加不自信。是的,中国变得更大、更强了,可以做更多的事,承担以前无法承担的事。但是,中国政府不知道这种“中国模式”是否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吗?经济转型能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实现吗?中国政府还比以往更担忧社会出现不稳定。这也就是我认为为什么小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跟奥巴马时期的不一样了,这不是奥巴马的错。我们在奥巴马时期面对的中国已经不是小布什时期的那个中国了。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的中国比自尼克松之后以后的任何时期都更难应对。 夏伟:中国并没有不按规矩出牌 夏伟(Orville Schell)表示:今天的世界让人很困惑。如此不按规则出牌的ISIS怎么处理?怎么才能恢复对俄关系?不过,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还没那么糟。不过前景难料,有很多新生的事物出乎了我们的料想。曾经,我们感到只要坚持我们所做的——扩大对华交流合作,中美就会亦步亦趋,而不是渐行渐远。我一直在想,历史是有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轨道的——开放会变得更多。但是当我1989年在中国的时候,我先前看到的那种自由开放的美好愿景被打破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想,我们其实都仍在朝着一个方向行进,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我发现中国人有一种历史的宿命感。我们都曾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从军管之下的民主到实行宪政是历史的规律。 夏伟说:然而,我现在真的没有清晰的看到有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对此也没感到多少希望。中国在习近平的治理下正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在行进,而且我并不期待中国会朝那个我们都认可的方向走。还记得“历史的终结”吗?我们现在看到“历史的终结”已经终结了。尤其的是,中国似乎在说,我们并不是在朝着你们所想的那个方向在走。我们看到了“中国模式”,它的最终目标似乎跟我们的不一样。这样会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 夏伟说:此外,我认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就是造成了很多偏执的“受害者”心态——中国人认为西方侵略了中国,日本占领了中国,西方在上海设立租界,西方对中国不善。这些心态的存在对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这样的领导者来说是个天赐良机。中国被西方欺凌——我并不否认这段历史。我想说,正是从那样的对历史的解读中,有了中国式的叙事方式——中国被欺凌,是受害者。我想这一心理定势在过去几年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的意图有着十分偏执的看法。当然,我们的意图并不总会那么好——我们犯过外交错误,发动过不该发动的战争。目前在中国,有一种不可抵挡的抵制西方的倾向,抵制普世价值和最基本的人权。这种叙事方式使我对当今仅有的这两个能撼动世界的国家如何相处下去感到担忧。两者之间的不信任在不断加强。这对未来不是什么好的预兆。这一切让我很困扰。 夏伟强调:不过也不是没有希望。正如我开始所说,中国并没有不按规矩出牌。中国对美国又爱又恨,跟俄罗斯对美国的态度不一样。我们仍然能利用中美之间复杂而悠久的外交遗产。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有共同利益——像尼克松、基辛格那个年代我们有着共同应对苏联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再跟中国有比跟法国和加拿大更长的拥有共同利益的历史,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不过,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共同利益,那就是来自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确实看到了,一年以前,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减排协定。我们两国之间确实可以有共同利益,比如气候变化、应对传染病、核不扩散、贸易——两国还是能走到一起的。至于这些难以估量的因素——双方各自不同的叙事方式、相互不信任和猜疑——当然会继续存在。中国确实还没有熟悉用国际社会所熟悉的那一套方式与国际社会打交道。中国正在不断学习,会犯一些错误,变得更加好斗。中国人对这些变化当然是喜闻乐见,因为这象征着他们所获得的新的财富和力量,但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帮助。中国需要学会容纳的下世界上的其他大国,这是中国必须要做的,如果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我很高兴可以和你们分享我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深深的自信。但是,我们必须为此共同努力,避免中国走上俄罗斯的道路。 柯庆生:中国国内的趋势和应对对方的方式,与美国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的不同?我们还能继续相处吗?我们不应该考虑过多我们间的不同,那样会使情况更糟。在习近平的治下,中国现在的情况正变得更加糟糕。中国的体制有问题。同时,对中国进行制裁是没用的。我们只能与中国接触,然后向中国解释人权问题——你已经签署了人权公约,保障人权对中国的长治久安是必要的。举个例子,如果想打击腐败,他们就必须保证记者和律师的权利、人权、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法治。中国的不稳定是美国的噩梦。与不稳定的中国打交道比跟强大的中国打交道对美国更难,美国无能力应对不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建设性的批评,这对其自身稳定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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