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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经历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十九、阔别三十三年之后重返家乡 　　为了防止辽河水泛滥，每年秋后冬前辽河两岸的大堤都要整修加固，限期完成。因劳动强度大，参加筑堤的工分很高，如能按期完成任务，比在生产队劳动的工分要高出四五倍。但因为活太累，家庭成分好的人还是不愿去，所以有的队就选派地、富家小伙子，这些人不敢偷懒，也不敢捣乱，肯下力，也好管理。我们这个队只有一家富农，家里一个壮劳力，还在队里赶大车，不能去。到工地不过四五天，大队带队的民兵连长就给我们队队长捎来话，说我们队的进度落后了，要求增派劳力。队长决定派我和李荫贵去，对我说：“你老爷子干活肯出力，工地的几个人也肯听你的话，你去了准能叫齐套，把大伙的劲鼓起来，咱们队千万不能落后。”论年龄，我去是不合适的，派出修堤的人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而我已经40多岁，是修堤大军中少见的“老头兵”，但队长分派的事不好推辞。另外，我也有个人的考虑，帮大哥翻盖房子，3个月没出工，一个工分没挣，宝珍走我借了120元的债，如果不多挣些工分，年底分配的时候，我可能连债也还不上。参加修堤能多挣几倍的工分，再累也得去。在农村除了干活挣工分，没有别的收入。 　　到了工地以后，先来的几个小伙子都很高兴，他们照顾我年纪大，没有叫我推车，给了我一条背带，叫我在前边拉车。其实，前几天进度落后，主要是我们队来的人少，分工不好搭配，被别的队拉下以后，有些泄气，进度更慢了。增加两个人以后，重新调配了装车、推车、拉车的分工，人们的心气起来了，装车的出锹快一些，每车多拍几锹土，推车、拉车的多跑几趟，几天下来，进度就赶上了。 　　因为劳动强度大，每天午饭以后都休息一会儿，缓解一下疲劳。一天中午，大家正躺在炕上休息，大队带队的民兵连长老宋神情激动地走进来，对大家说：“出了大事了，林彪在外蒙古摔死了！”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忙问：“谁在外蒙古摔死了？”老宋说：“林彪。”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事情说清楚。”老宋说：“刚才公社干部传达的，林彪要搞政变暗杀毛主席，他儿子林立果搞个行动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想在毛主席南巡期间下手，阴谋败露了，林彪一家坐飞机外逃，在外蒙古的温都什么汗摔死了。”对于这桩重大事件，屋里几个人反映很平淡。可是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实在太大了。 　　这次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九•一三事件”，在辽河的工地上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完工以后回到队里，也没听到什么反应，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年终分配问题。根据地里的收成和副业收入，人们在估算今年一个工（10分）能分多少钱，年终分配能不能拿到现金？大家最关心的是切身的生计问题。 　　回到队里以后，我帮助大哥忙活家里的事情，抓紧午休和下午收工以后天黑以前的时间，挖菜窖，编囤底，贮藏过冬的蔬菜和分到的粮食。因为底粪足、管理经心，今年自留地和园子里的玉米、白菜、土豆、萝卜、胡萝卜等的收成都很好，虽然翻盖房子吃了不少粮食，但明年的口粮够用了。 　　入冬以后，我被分派到打石组，去北山石场打石头。打石组共4个人，主要任务是用炸药炸下山体的石头，选出直径一尺左右的石块，用大车拉到汤岗子车站出卖，这是队里的一项主要副业，除了夏锄、秋收大忙的一个多月，打石组一年到头都上山。队里的另一项副业是拉砂料，一辆大车两个人，天不亮就出车，到采砂场装上砂料送到鞍山的建筑工地，验收合格、开出票以后往回赶，往返近100里，天黑以后才能回到队里，这个活儿很累，工分也高，比农田劳动高1倍多，我也参加过很多次。 　　我回村近两年，各种农田的活和几项副业的活都干过，和村里的人都有过接触。经常一起干活，彼此的共同语言就多些，大家把我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什么话都和我讲，使我对农村、农民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1972年冬天，贫协组长对我说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天下大雪，不能出工，我在家里写东西，傍晌的时候，写累了，到生产队队部想找人聊聊天，放松一下。在队里值班的是贫协组长李荫钟，按辈份，他叫我叔叔。炕烧得很热，两个人坐在热炕头，村里村外地说了些闲话。他说庄稼人不懂得国家大事，想的就是吃饭穿衣、居家过日子的事情。国民党在的时候，这个屯就一个屯长、一个跑腿的，屯里养活的只有两个人。可是现在，这个屯分成两个生产队，每个队五六个干部，生产队上边还有大队，二十多个干部，总共要养活三十多个干部。开会的时候总是讲为贫下中农服务，报纸上也是那么说。可是有什么好事都是干部占了，像参军、招工，都是干部子弟或干部亲属，根本没有贫下中农的份儿，贫下中农只有出力出钱的份儿。什么事都是干部说了算，若是得罪了干部，你在屯子里的日子就没法过。他举出大队支书给儿子娶媳妇的事情。这件事在屯子里反映很大，支书的儿子还在上中学，可能16岁，记不准了，反正按公社计划生育晚婚年龄的规定，还差好几岁，支书叫管户籍的人把儿子的年龄改了，决定当年操办婚事。结婚那一天，屯子里一户不少都去送礼，农民手里大多没有现钱，为了送礼，有的人出去借钱，有的把家里母鸡、鸡蛋或土豆卖了凑礼钱。对于送礼的人，支书决定分几等，5元以下的不招待吃饭；5元以上的，在院子里摆几张方桌，吃的是高粱米饭豆腐汤；10元以上的才在屋里摆席招待。总共收了多少礼钱，没人知道，除了礼钱，还收到二十多床绸缎被面和大床单，十几座挂钟和座钟，这些在当时农村都是贵重东西。为什么人们在手头拮据、甚至借钱、卖东西的情况下也要去送礼，而且一户都不缺？并不是支书在屯子里人缘好，是没有人敢得罪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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