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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十大问题与应对之策

http://www.CRNTT.com   2015-08-07 07:29:24

第八，规则之争激烈，美欧联手为全球建章立制。 　　全球规则之争已经超越了市场和商品之争，成为全球竞争和大国博弈的制高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申请国会的贸易谈判快车道授权(TPA)时，主打牌就是美国必须制定经济规则。值得关注的趋势是，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正联手为全球经济未来建章立制，力图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突出表现在全球经贸规则的“T协议”三角上，即美国主导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欧正在开展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以及美欧主导的服务贸易规则(TISA)。其中TPP和TTIP已经引起广泛注意，但TISA可能是一个更加需要重视的领域。TISA谈判启动于2013年初，旨在推动达成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协议，在跨境数据流动、国有企业非公平竞争等方面设立新规则。根据现有文件资料看，参与TISA谈判的23个国家和地区，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服务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额的68.2%。TISA谈判独立于WTO框架之外保密进行，达成协议后再与其他希望进入的国家进行谈判。 　　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T协议三角中，没有金砖国家的参与，有意将金砖国家排除在外，隐含着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对金砖国家的戒心。美欧也在这个T协议三角中，加快建立汇率制度规则，加快打造信息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这一动向和趋势，应该引起各国高度关注。 　　第九，地缘政治动荡，世界进入多事之秋。 　　全球经济走势分化正在导致地缘政治动荡与混乱，而政治混乱又反过来加速全球经济走势分化。乌克兰危机仍然在延续和发酵，而中东则战火重燃。2015年4月，沙特对也门开始进行空袭，拉开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军事介入也门冲突的序幕。 　　也门虽然国土面积不大，其产油量每天也只有十几万桶，但是它紧邻全球能源贸易中心沙特，控制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亚丁湾和曼得海峡，这是油轮东出波斯湾向西航行的必经之路，而曼得海峡2013年原油和精炼油输送规模约为3800万桶，一旦横亘于非洲之角和中东之间的曼得海峡被封锁，就会导致从波斯湾到苏伊士运河和苏麦德输油管道的游轮停运，对石油市场投资者的心理将造成重大冲击。 　　也门正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和伊朗之间冲突的最新战场，其发生长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沙特和其他海合会国家被迫卷入战争的风险。普遍认为，新一轮中东战争或已爆发，将对国际原油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带来重大影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 　　第十，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成世界经济亮点。 　　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而且变得越来越快。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工业4 .0，智能农业、众筹、众包等新经济要素不断涌现，也在催生新的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世界上很多国家正运用互联网思维来满足需求、升级产业和创造市场，并将其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比如Uber、滴滴打车等现代“共享经济”正成为重要的经济形态，其特征是整合信息数据库，建立以移动互联网为依托的第三方平台，线上聚合消费需求并牵线搭桥，线下进行服务交易和移动支付，帮助消费者获得更加便利实惠的服务，引领新一轮消费革命。美国已经出现对共享经济的投资热潮，2014年风险资本投入约17.3亿美元。 　　共享经济理念与实践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全球现在有数千家从事共享经济的机构，涉及交通运输、融资信贷、房屋租赁、音乐电影等领域。2013年共享经济领域共创造了35亿美元的收入，年均增速逾25%，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受众群，呈现自我进化的良好态势。英国商务部认为，共享经济等新商业模式有利于最大限度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具有巨大经济潜力，英国将采取欢迎和支持态度，并力争成为该领域的前沿领先者。 　　中国宏观调控应趋利避害审慎应对 　　文章指出，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应该审慎应对，做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准备，力争做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 　　第一，以更积极的政策姿态应对全球通缩风险。 　　从全球形势看，目前全球经济陷入通缩的风险增加。中国的经济运行也存在一定的通缩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2014年7月以来开始呈现下降态势，截至目前平均涨幅不到2%，今年6月份CPI涨幅仅为1.4%。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更是严重，2015年1月以来平均同比下降4.5%左右。 　　经济下行将继续导致需求不足，反过来又对经济形成负面影响。通缩可能会导致公司削减工资或者裁员以维持利润，会加重企业债务负担，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累积。因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在稳中求进的政策总基调下，更加适度强调“进”的方面，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相对宽松。 　　第二，应该采取继续适时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 　　通缩风险是宽松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目前中国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放松货币政策具有空间。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的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比较高，应该继续适度调降。货币对经济运行影响复杂，货币政策过紧，容易造成中国经济结构发生逆向调整。因为资金越紧张，那些没有硬资产抵押、资金可得性差的创业企业、民营企业、科技企业就越难以融到资金，从而难获发展。而那些有硬资产抵押的行业，往往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房地产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这些行业可以凭借其资产抵押和市场地位获得很多资金，支付更高的融资成本，从而出现经济结构逆向调整的问题。 　　资金利率过高，也刺激和倒逼更多实体经济资金从实业流向高利贷等部门，形成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风险。此外，由于中国一些领域市场化改革不充分，存在不少“财务软约束”借款主体和“僵尸企业”，这些借款者对市场利率不敏感，由于市场地位等因素大量吸收信贷资源，挤出中小微企业融资，强化了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应继续适时降息、降准，为经济发展提供流动性支持。 　　第三，应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 　　在全球债务形势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债务风险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目前债务规模总体可控。根据IMF数据，2014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41.06%，远远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标准。但近些年中国债务增长过快，蕴含很大风险。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一旦一国私人部门信贷规模与GDP的比值显着超过其长期均值水平，则该国银行业的经营困难很可能在未来3年内出现。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债务形势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一是保险公司加入影子银行体系。根据相关数据，2014年保险业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7%至1.1万亿元人民币，保险资金大部分投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二是伴随经济减速，财政收入大幅回落。今年以来，不少地方财政收入都出现了负增长，全年完成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有很大困难。三是中国债市违约将慢慢变得常态化。 　　过去一些中小型企业发行的债券产品有违约，现在较大型企业发行的债券也开始违约。债市走势和风险，关系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是中国经济的大考。应该未雨绸缪，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制定可能的债务危机应对机制。通过债务置换等方式，“有序”去杠杆。还可以考虑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并集中增加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第四，警惕并应对货币战争。 　　汇率稳定对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同时，汇率也是大国角力的重要工具，用好这一工具经济和政治意义重大。当前主要国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本币贬值，人民币变相升值，这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关调研表明，日元相对人民币贬值已经造成了日本工业机械产品竞争力上升，挤压了中国同类产品的市场空间。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现了“内需外流”的现象。购买力外流不利于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据统计，2014年中国消费全球奢侈品达106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46%，其中76%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境外，达到810亿美元。应对可能的汇率战，可以考虑再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人民币汇率承压的时候，允许人民币适度贬值，从而稳定出口，化解人民币汇率风险。 　　第五，对新技术革命要更加包容支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本届政府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和现实路径。面对新技术革命，政府政策和监管要更加包容和开明。比如，共享经济的很多活动都处于现有经济体系的灰色地带，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生杀大权，这就需要政府更加包容，在实践中慢慢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是采取拒绝和“封杀”的态度。监管往往落后于创新，监管机构应与时俱进，跟上科学进步的步伐，形成企业、消费者、监管机构共赢局面。 　　此外，中国应超前布局、大力推进智能物流骨干网建设。融合信息技术，构建智能物流骨干网络，是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创新发展的方向，能够为“物联网+”提供重要支持。应把构建高速、融合、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国家重大项目予以支持和推进，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实实在在地进行精准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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