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吴敬琏：新常态需要新心态新作为

http://www.CRNTT.com   2014-12-09 09:01:2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中评社北京12月9日讯／中国经济以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增长持续30多年，现在这种旧常态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了。GDP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一系列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 　　常态已经不能维持，迫切任务就是找到新增长动力 　　北京日报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文章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决定？目前有许多人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状况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的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可以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加以调节的，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扩需求”，“保增长”。十分明显，人们在这里运用的，其实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也是一种误用。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走势，是由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因此，我们只能用产出总量由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函数”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驱动因素是劳动力的增加。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即大量新增劳动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社科院的蔡教授就已指出 “刘易斯拐点”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发生逆转的出现，“人口红利”会逐步缩减以至消失。这种情况现已表现得愈来愈明显。 　　第二个驱动因素是资本的增加，即投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是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学家对投资拉动经济造成的消极后果做过许多分析。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指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问题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社会问题。多年来，我们主要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20世纪末期，资源耗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近年来，不但以上矛盾日益激化，而且造成了宏观经济的失衡。这集中表现为国民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过高。如果继续用大量投资去拉动增长，就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第三个驱动因素是经济效率的提高。中国的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朝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大量农村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得到了相对高效的利用。第二，开放以后引进外国设备、学习外国技术，很快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推动了效率提高。这些都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率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变化。首先，不论是人口城市化还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都在放缓。其次，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一般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日益接近。这样，用学习引进的方法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不那么大了。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也要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这时，原有的体制缺陷就表现出来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本世纪初开始，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 　　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都发生推力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就面临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即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减退，如果找不到新动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超越。 　　以上分析说明，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找到新增长动力。根据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历史经验，这个新动力集中到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