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痛病”40年博弈

http://www.CRNTT.com   2014-01-07 14:11:46

2013年12月17日，痛痛病受害者终于与三井金属达成最终和解。 　　中评社北京1月7日讯／2013年12月17日，在日本富山第一饭店白凤厅，“神通川流域被害团体联络协议会”代表高木熏宽和三井金属公司社长仙田贞雄的手握在了一起，双方交换了《关于全面解决的合意书》。这件事标志着一场持续40多年，有关“痛痛病”的斗争基本有了最终结果。 　　“痛痛病”，是一个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但是却被世界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纳入了教科书以及青少年用的百科全书。其学名是镉中毒导致骨骼软化（骨质疏松症）及肾功能衰竭，得到这个称呼是因为患者最大的特征就是全身疼痛，最后在疼痛中死去。痛痛病和水俣病、新舄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并称为日本四大公害之一。 　　围绕着“痛痛病”的追责和赔偿，日本政府、企业和当地市民团体进行了数十年的博弈，“神通川流域被害团体联络协议会”只是8个当地受害者团体的一个。如果不是这次登上日本所有媒体的封面，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在日本这样以环保、法治着称的发达国家，有关“痛痛病”的赔偿和诉讼竟然会拖了近半个世纪。而离痛痛病的出现，已差不多百年了。 镉中毒引发的恐怖公害 　　古称越中的日本富山地区，金银矿藏丰富。早在公元710年，当地就有开始开采黄金的历史记录，而规模性的白银开采则始于1589年，而不久后铅、铜和锌的开采活动也相继开始。贵金属给当地的统治者带来了滚滚财源，但也给当地老百姓的健康带来了持久的威胁。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强国扩军之路，大量对外战争导致原料需求激增；同时，利用从欧洲引进的新采矿技术，三井集团经营的神冈矿山跃升为世界最大矿场之一。 　　但开采矿山所造成的环境危害开始显现，大量富含镉的矿物废水被大量排入当地主要的河流—神通川，这条河及其支流是当地水稻田的灌溉来源，也被当地人用作食水和洗涤用水，人们还捕食水中的鱼虾和其他水产品。 　　镉，正是“痛痛病”的元凶。 　　第一个“痛痛病”患者怎么被发现的？在日本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女工，突然自杀了，厂里以为是一般原因的自杀而将其草草埋葬。后来警方对此产生怀疑，于是一年后开棺验尸，发现这位姑娘原来是一例痛痛病患者，她身上多处骨折，包括胸骨。她是因不堪“痛痛病”的折磨而自杀。尽管这个故事无法确认真伪，但从痛痛病被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 　　从1910年开始，富山当地的医院就开始不断收治一些病人，这些病人的共同特征是：全身骨头疼，容易骨折（这是钙质大量流失的表现）。患者时常叫喊：痛啊，痛啊。发病几天后病人的近端肾小管被破坏，导致肾脏萎缩，产生尿毒症。大部分患者最后在疼痛中死去。 　　尽管病患数量日益增加，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病因并未查明。其实，早在1920年，当地的村民和地方官就要求富山当地政府和日本政府调查矿山开采是否会产生影响。此后，政府和企业方面做了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使用一个沉淀池来处理排出的废水。 　　但是，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生产要求急增，环境保护再次被撇到了一边。一直到1946年，这种病还被认为只是一种地区性疾病（其实除了富山县外，还有另外5个县也有“痛痛病”现象出现），或者是一种不知名病菌造成的。 　　1955年，当地报纸《富山新闻》的记者八田清信去采访本地以研究“痛痛病”闻名的医生萩野升，看到医院里的护士把这些病患者称为“痛痛人士”，所以提出把这个病称为“痛痛病”的说法，并把这个名字写到了报道中，从此“痛痛病”这个名字成为了世界环境史上抹不去的一个名词。 　　萩野升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诗人，二战时他曾被强制入伍，1946年从中国战场返回日本。战争中他目睹的各种人类悲剧让他产生了一种济世情怀，特别是“痛痛病”患者所受的折磨，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大量家庭悲剧（患者中以女性为主，让很多人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让他决意要找到病因。萩野升否定了营养不良、过于劳累等传统说法，在神通川流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得出了神冈矿业在上游的采矿和排放才是致病的元凶。 　　但是，萩野升的意见一开始根本没有受到重视，很多人说：“一个乡下医生懂什么。”还有人认为他纯粹是想敲诈勒索。他在本地也受到排斥，因为本地人指责他的说法导致没有人愿意嫁过来，本地的米也没有人要了。病患者也因被人胁迫，不太支持他。萩野升一度放弃了自己的追索，整天以酒浇愁。但1968年，他的爱妻萩野茂子去世，给了他很多震动，从此他禁绝一切酒精和高尔夫之类的爱好，一心继续研究和调查。1968年，“痛痛病”作为公害病被认定后，萩野升获得了代表日本医生最高奖项的“朝日奖”。 40多年索赔之路 　　“从1972年8月9日‘痛痛病’诉讼审判开始，已经过了41年。我们诚心诚意地努力协商，为‘痛痛病’患者的赔偿、农业损害的补偿和污染农田的复原以及作为源头的神冈矿业的公害防治寻求对策。近日迎来了全面的解决，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和高兴。”在2013年年底达成协议后，三井金属公司的主页上，写着这样的声明。 　　尽管和解协议已经达成，但富山当地的受害者市民恐怕不能赞同“诚心诚意”的说法。 　　在和三井金属达成最终和解之后，受害者代表、今年已经83岁的高木良信感慨道：“如果这些救济政策能够全部落实的话，那么离彻底解决‘痛痛病’才算是迈进了一大步。”因为“痛痛病”，高木良信先后失去了外婆和母亲。2013年，高木良信81岁的妻子病故，同样死于肾功能衰竭，他自己的肾脏也日益恶化。 　　1942年，正当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时，高木良信还是小学5年级的学生，他失去了已经被“痛痛病”折磨了5年的奶奶。而在把奶奶的遗体送去医院时，他母亲还说：“人啊，就是上了年纪就会这里痛那里痛，这就是一生啊。” 　　到了1955年，“痛痛病”的原因已经为大家所理解时，他母亲也去世了，时年62岁。1960年的后半段，高木良信从研究“痛痛病”的萩野升医生那里了解到，这种病是起源于三井金属对当地的污染，他便走上了带领当地人索赔抗争的道路。 　　但是在初期，这种抗议和索赔就遭遇日本政府和企业同时踢皮球的窘迫。当时日本环境省的官员一味地用“很多人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舒服，你所说的病症都看不出来，所以还不能说是公害病”这样的说辞进行搪塞，没有政府的支持，企业也不会多管。 　　1968年，“痛痛病”患者开始走向法律诉讼之路，由9个受害者和20名受害者家属组成的29个原告将三井金属告上法庭。排放废水的神冈矿山二战前是三井组下属的企业，战后日本去财阀化，神冈矿山1950年独立成为神冈矿业，1955年神冈矿业更名为三井金属矿业。2001年，神冈矿山结束了其数百年的开采历史，正式被关闭。 　　最初，受害者提出的索赔金额是每名患者400万日元，每位死亡者500万日元。1971年，富山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受害者胜诉，三井金属方面不服，提出上诉。 　　197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泽分院作出裁决，判受害者胜诉，并判定三井金属向去世的患者每人赔偿1000万日元，尚在世的患者每人赔偿800万日元。这几次裁判尽管没有让事情最终解决，却让“痛痛病”作为一种环境公害的事实得到了确认，也奠定了日后索赔和追责的基础。 　　另外，尽管没有完成索赔，但是从1972年开始，当地居民和神冈矿业达成了关于农用土地复原、环境保护的协定。自那时起，每年当地居民都会派出代表团到神冈矿业进行检查。企业方面对受污染的地区开始进行处理，包括更新了排水系统，杜绝了污染源，同时开始执行土地的复原工作，这项工作目标是让神通川流域水中铅、镉等重金属含量恢复到自然界的正常水平，耗时漫长，一直到2012年才告完成，也就是说用了40年时间。恢复的受污染农业用地大概是860公顷。 　　而对个人病患者的赔偿和救济方面，在一开始主要由日本厚生省和当地政府来完成。但1973年，被害者们和三井金属达成了一项谅解，企业方面开始对患者和潜在患者进行救济。这样，“痛痛病”的受害者可以从日本政府那里得到医疗费、残疾补偿费、疗养费等补偿，而三金金属则会支付赔偿费、医疗费、入院费、医疗看护费、温泉疗养费等。 　　但是由于始终缺乏一个明确的协议，所以这种赔偿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救济，而且因人因时而异。尽管这些救济一直进行，当地居民和三井金属方面始终没有达成一个全面的赔偿和谅解协议，只是限于一边谈判，一边补偿，这样一拖就是几十年。 　　2009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有了转机。被害者团体向三井金属提出希望达成全面和解的意向，而直到本次达成协议，双方进行了12次的谈判。这个和解协议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患者乃至他们的家属也先后过世，公害问题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日益淡薄，被害者方面希望能够最终获得一个解决。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对三井金属来说，也是较为有利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96人被认定为“痛痛病”患者，尚在世的仅有3人，被认定为潜在病患者的有405人，仅有1人仍然在世。 　　1976年，在富山县还建立了一栋名为清流会馆的建筑，总面积3900平方米，病床总面积750平方米，作为“痛痛病”患者的救济中心，这里也经常举行全国性的反公害运动。 　　为何只赔60万日元？ 　　最终和解达成之后，也就意味着最终的补偿标准也出来了。根据双方的协议，三井金属将向1975年往前，居住在被污染区域20年以上，并符合健康受损标准的居民一次性支付60万日元。而这些对象是由三井金属和被害者协会共同选出的委员组成的委员会来判断。符合第一个标准即居住年限的约有9000人，而当中符合健康受损标准的在500人以上。他们的赔偿请求将从2014年4月开始受理，2015年4月将进行支付。同时三井金属还要向被害者团体进行道歉，并支付部分诉讼和行政费用。 　　60万日元的赔偿金，按照现在的汇率来说大概只有3.5万人民币，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低廉的数字。但是在另一方面，几十年来虽然被害者和企业方面没有达成一个最终的谅解协定，但是企业和政府方面的赔偿以及救济一直在进行中。这次的全面和解，更多是一种社会意义上而非实际经济利益上的结果。一边救济，一边谈判，这也可以理解为带有日本特色的调节模式，也是这些公害事件没有酿成大规模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对于和当地受害者的关系，三井金属在官方申明则使用了颇为玩味的词句—基于紧张感的信赖关系。“我们将和三井金属维持一种带有紧张感的信赖关系。”高木熏宽也同意这个说法，但他强调，“对三井金属下属的神冈矿业的调查还应该继续下去，追究相关责任人。” 　　“这并非意味着全部都结束了。”出席协议达成仪式的日本律师山田博表示，“但这样总算给在一定时候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定下了一个规矩，事情就可以一件一件地处理。” 　　三井金属还表示，目前神通川流域的被污染农田的复原工作已经完成，而对现在已经认定和将来可能被认定的患者的赔偿工作将继续下去。 　　原题：处理环境公害的日本模式：“痛痛病”40年博弈 　　来源：2013-12-26 00:55:45 时代周报 | 265期 |　周报记者 张子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