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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忆文革期间枪毙人的情况

http://www.CRNTT.com   2013-10-19 10:36:21  


 
《一号命令》不是怀个人的旧?

  叶兆言:我不是。

  但您在公开场合曾说过,《一号命令》还是跟家族的事情有关。

  叶兆言:是有关,但这本《一号命令》完全没有把自己写进去,而刚刚写完的一部长篇就把我自己写进去了。新长篇里的“我”是不重要的,但“我”的认识是重要的;“我”不是小说中的人物,但对故事的认识和判断很重要。在《一号命令》里,你能看到“我”的想法,但“我”把自己隐藏了。而新长篇里,“我”就直接进入小说中去了。新长篇的结尾,一直到上海世博会。两部小说之间,还是有些相像,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事情,然后把以往的历史写进去。

  您刚才说,新完成的长篇小说一直写到上海世博会期间,但《一号命令》从抗战写起,止于1970年代初,跟当下现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尽管如此,《一号命令》的时间跨度也够大,涉及的历史从抗战、内战、建国一直到“文革”,可是您只写了个中篇,这些素材是足够写一个长篇的。为什么不选择写个长篇?

  叶兆言:主要问题还是技术性的,跟一开始的写作决定有关。我是一个很讲究字数的写作者,我只要决定写多少,就写多少。《一号命令》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设定为九万字左右的中篇,字数就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也对我说过,为什么不把《一号命令》写成长篇。我就觉得,它一定不是一个长篇,一定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构,该不展开都不展开。但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技术上就跟它不一样,但风格是相似的,也是很传统的写法。无论长篇还是中篇,都是像海明威说的,写作时你一定要有很丰富的冰山下面的东西。可如果全部在水底下,没人相信。关键是冰山露多少的问题。水面下有很多东西有个好处,让读者认为你还没有写够,但这至少让读者意识到了还有东西。这要比倒过来好。所有想写的东西都露出水面的话,那就是泡沫了。

  所以我目前的这种处理方式,作为读者有所满意,有所不满意。举个例子,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核心是一个在南京的女人,她始终跟着时代走。汪伪时期,她父亲是银行高管,后来逃到重庆政府,抗战胜利后他家没有问题。国民党去台湾了,他们家也跟着去了,但她没有去。这个女人不同,她追求进步,解放初期入党,“文革”中是造反派,但在“文革”初期就被枪毙。被枪毙本身,也许是历史上这个人的故事,也许是那个人的故事。但是她被枪毙的事情,我没有写,我只写到她被判刑七年,然后她的故事就结束了。一定有读者会不满意这种技术处理,肯定会问,为什么被枪毙,她在监狱里怎么样?

  我在后记里说,有一天我父母回家说起谁谁谁被枪毙了。在“文革”中,“五一”、“十一”都会枪毙一批人,刚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城市很隆重;后来变成简单的仪式,仍然在游街,但老百姓已经不关心了,只看到墙上一张画叉的大字报。这些东西都跟你没关系。怎么跟你有关系呢,就是这个被枪毙的人跟你是认识的。我父母回家就说起这个事情,然后就不说了。我们这些小孩中有种说法,说这个女人是神经病,说毛主席跟她怎么样。有人问,为什么不把这些细节写进去,可是,这些东西其实网上都有,非常细节。我不写,你会“谴责”我为什么不写,但我一定留给你更多的东西。我要写的恰恰是,这个女人之前活生生的生活和历史,她的童年、少年、恋爱等。这其实跟《一号命令》相似,后者的核心其实是一个老男人寻找自己的初恋记忆,寻找自己初恋情人的故事。如果有一串珍珠的话,绳子就是这个故事核心。但这个绳子并不最重要,打个结就结束了。对于任何作家,写的时候,没写的东西一定要比写的多,这可以触发你的不满,触发你的想象力。引起你想,比把什么都告诉你要好。比如我新小说里那个女人,写她在监狱里如何发疯,如何说毛主席和她怎么样……你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真实,写不过各种小报上的东西,没有意义。你不写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可能更好。

  所以把这部小说(《一号命令》)变成长篇,也是可以的,但会觉得很单薄,因为故事就是一个老男人寻找自己的初恋记忆,寻找失去的东西。

  关于空白的技术处理,您在《一号命令》里用的最典型的就是沈介眉在与赵文麟分手后的人生经历,她在1949年后肯定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但您没有写,直接跳到他俩在“一号命令”后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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