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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中国何以精神立国？

http://www.CRNTT.com   2013-10-05 08:47:47

中西方普世价值争论，反映了两者世界观之不同：西方人认为天下起初为公（res publica），普世主义具有传教士精神，从世界多样性中寻找共通性；而中国人直到孙中山才喊出“天下为公”口号。同时，普世价值观的争论折射出中国防御性思维与西方进攻性思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不同。因此，中西方关于普世价值的分歧，无关政体，本质是“文明的冲突”：世俗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冲突。 　　全体价值普世性的总和，才能拼出普世价值。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只是一种话语霸权，正如文明的概念一样。在欧洲，“文明”是英、法等先发国家的专利——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德国最早成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在西欧文明史观之下，德国是一个半野蛮的地区，是欧洲的战场、教皇的奶牛，不得不仰仗西欧鼻息。文化自觉运动的狂飙突进虽然主要发生在文学领域，其实质则是一场思想范式的战争。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和海涅的《亚当一世》都表达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古日耳曼英雄赫尔曼和条顿森林战役的重述和建构，则更明确地将这种反抗精神指向所谓的文明。这表面上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寻根，深层却隐喻着对西欧中心论的抵抗。正如柯林伍德所说：德国人是在“努力从过去寻找成就，并从过去的成就中辨别出自己过去的精神”。 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概念》中提出与文明相对的文化概念，强调了文化主体的民族性和边界的有限性。赫尔德的界定全面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为德国崛起奠定条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进一步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他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就这样，《西方的没落》以文化解构文明，以“德意志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成功让德国精神上站起来。 　　在斯宾格勒之外，另一位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此前就将德国人精神上站起来赋予更大的宗教内涵和历史必然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领先世界的奥秘：新教。 　　中国的斯宾格勒、韦伯在哪里？换言之，中国如何面对普世价值，以精神立国？这是中国的学术自信、学术自觉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笔者近着《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所要探讨的，其学术价值与历史使命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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