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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文人为何对宗教多持否定态度

http://www.CRNTT.com   2013-03-31 09:29:42

蔡元培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宗教产生于无知，科学昌明后，宗教就走向没落了。 　　中评社北京3月24日讯／国民党理论家朱执信坚决反对宗教，他认为宗教就是迷信，是精神的鸦片。蔡元培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宗教产生于无知，科学昌明后，宗教就走向没落了。胡适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这些杰出的民国学者为何对宗教多持否定态度？上海东方早报日前登载张汝伦的文章“晚清民国文人为何对宗教多持否定态度”： 　　尽管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一个本质标志，但它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却呈式微的趋势。虽然启蒙思想家把宗教作为“迷信”和“精神鸦片”来对待，但伏尔泰还是说过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也要造一个出来这样深刻的话。这说明，即使像他那样激进的宗教批判者，还是看到了宗教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刻意义。伏尔泰毕竟还是有信仰的。相比之下，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自称无信仰者的英国人德波顿，就秉承英国小店主的传统，只知宗教的用处，而不问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了。的确，正如他这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宗教要获无神论者的青睐，大概也只有说它的现实用途了。可是，说宗教的用处与说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毕竟是不一样的。谈论宗教的用处，对于我们理解宗教，不太会有根本的帮助。 　　毋庸讳言，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当然是有用的，但宗教之所以存在并将继续存在，却不是仅仅用“有用”就可以解释的。宗教的存在，有其深刻的人性根据，而不仅仅是出于实用的需要。如果说哲学是人理性的产物的话，宗教就是人情感和信仰的产物。人类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但都是出于人的信仰天赋。西方人喜欢以宗教来区别人与动物，就是因为只有人才有信仰这样一种独特的心理能力和倾向，它与感知和理性无关。信仰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发自人的内心深处，它没有感知和理性的根据，但人们需要它却远过于对感知和理性的需要，也只有人才渴望感觉和理性本身都会否认的东西。 　　那么，这种情感亦即宗教情感究竟为何？宗教情感首先是生命的情感。人生在世，不能不面对生死问题，正因为有生必有死，人才会对生命有特殊的情感，希求对生死问题、对生命的意义问题有某种理解。不朽也好，轮回也好，死而复生也好，都不是对经验事实的认识，而是出于情感的信仰，坚信生命的永续。人们依靠这种对于生命的丰富热情来抵抗死亡与毁灭。这种信仰再进一步，升华后就是对于无限和绝对的渴求。 　　按照德国神学家奥托的说法，对于崇高和绝对者，我们首先会产生一种依赖感，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种造物与高高在上的造物主或最高存在者相比，不仅无法同日而语，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被看作是“虚无”。因此，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一种绝对的依赖感。其次，既然我们无异于“虚无”，那么面对上帝的“目光”，面对这位神秘主宰的巨大力量，我们便不能不感到畏惧，感到震颤。第三，既然上帝是那样的崇高，那样强大，那样令人神往，我们自然会产生一种不满足感或向往感。用奥古斯丁的话说，我们渴望成为上帝。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能说没有类似的考虑。 　　很显然，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都不能提供“无限”或“绝对”的确切证据，但人自古以来就会渴望绝对和无限，渴望得到一个绝对与无限的超越者，即神的爱。其实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其他事物中人也会追求无限与绝对。这种追求一般不是出于实用的考虑，而是出于对自己根本的有限性的觉悟，正是这种觉悟，产生了对无限与绝对的信仰。信仰是一种独立于感性和理性的力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与感性和理性相矛盾的，但它却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力量，人类的许多伟大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个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的。历史上真正称得上伟大的人物，无不有其坚定的信仰。正是在信仰的力量下，孔子才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苏格拉底才能为哲学而生，为哲学而死；释迦牟尼才能普度众生；耶稣基督才能坦然走上十字架。 　　无限与绝对过于抽象，所以人们又喜欢用一个相对具象的超越者——神来代替，这决不只是出于理智的考虑，也是出于情感的需要。人在感觉到自己的孤独无助与根本的有限性时，需要有一个无限者给予他内心的慰藉，让他对神秘找到一种落实。人们在看到人世间根本的罪恶时，需要一个超越者来保证正义的存在。人由于私利作祟，不能明辨善恶，需要有一个绝对者来明确善恶的界限。这都不是感性和理性的需要，感性和理性只需要它自己，情感才需要超越者。以对绝对的超越者崇拜为特征的宗教，就是根据这种需要产生的。 　　最后，如汤因比所说，逆境的加剧会使人回想起宗教，逆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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