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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家史：饥饿年代个体记忆

http://www.CRNTT.com   2012-09-15 11:13:16

杨继绳：我的家史很简单，农村的。一般农民的家庭情况也是非常简单的，种地、农闲的时候做个小生意。像我们家庭是解放前已经穷，土改的时候才分了田。我父亲说我从小刚生下来不到100天由伯父养大。他分了田非常高兴。我上了两年学以后，在家里待了一年多跟我父亲学种田。当然父亲很高兴，很辛苦。农村种水稻中耕三次，不能用脚踩。第三次的时候秧已经长很长了，刚好到的脖子。旁边人说别让孩子焖死了，让他休息会儿吧，我父亲说还没有弄完呢。他虽然对我很疼爱，但是干农活的时候必须干完才能休息。 　　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就上小学。上小学一年半比较听话，从上学就当学生会主席，后来三道杠，搞宣传，当校报总编辑，高中就当了团委会的宣传部长，一直很听话。从我们这一代人来看教育信息非常单一，完全是政府的灌输，我们所知道的信息都是政府告诉我们的，政府以外的信息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相信政府让我们相信的，我们知道政府让我们知道的，除此以外的既不知道，也不相信。 　　到1958年大跃进我是很积极的，我写了很多诗，我的诗不仅在学校墙报上登，还在黄冈地区小报上登，湖北日报上还登过。告诉大家自己是凭劳动吃饭，白天干活，晚上读报纸，特别积极。 　　当时农村农民吃不饱，但是住校生每个人其有30斤粮食，这30斤粮食是不够，没有油，没有副食，肉根本吃不上。仅靠30斤粮食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所以当时每个人用小陶罐，一个大锅可以蒸几个罐子的饭，那种罐饭我几口就吃完了。我们感到很饿。但是农民比我们更饿。我父亲不让我回去，怕回家挨饿。有一次我在1959年青年节前几天，我正在办五四青年节的墙报，要歌颂大跃进，歌颂三面红旗。我曾与一个小伙伴一起玩儿的，他来找我，他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要回去看看。正好带点米回去。在学校停火三天，我就带了三斤米回去。带回家一看，当时是宝贝。所以我父亲赶紧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叫我快走，不让我在家待，待不住。我看父亲已经瘦得骨瘦如柴，饿得已经不像样子了。眼睛都凹下去了，脸上没有肉，只是一层皮。瘦得皮包骨头。跟解剖学的骨头架子差不多，就是外面包一层批。说话声音很小，快走，快走，我就把东西放到家里，挖了一点野菜，把水缸的水挑满了就回去了。过了几天以后，我的小伙伴又找我，说你父亲走了，就是死了。我很悲痛，我把父亲安葬以后，就回学校了。 　　当时我认为这是我自己个人家庭的不幸，为什么我的村里其他人家没有死人的，他们家里有人给挖野菜，而我在上学，我已经十八岁了，还不能为父亲在家里挖野菜，觉得非常内疚，一直很内疚。那个时候不会想是政府，想的是国家，想的是政策。那个时候我们的信息来源很单一，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后来1978年以前，我们村里一个老会计，现在八十多岁，比我大五六岁，他来北京，他儿子在北京上学，看我来了。他说你有没有忘记你父亲是饿死的。我说怎么能够忘记呢？前年我去武汉讲课，回村子里去了一趟。当时我们村里比我小七八岁的，六十岁了告诉我，你父亲死的时候我们就在身边，当时十岁的小孩，看着你父亲第一次往外走倒下了，后来被人扶起来了，后来站起来又倒下了，几次倒下了，几次被人扶起来，后来你父亲告诉我们邻居：“先不要告诉孩子。等我死了以后，再告诉他。如果我没有死告诉他，他又担米回来怎么办？”就是不让告诉我。后来有人告诉我，你担来的三斤米你父亲根本没有吃上。我也不好问，农村的三斤米当然是很宝贵。你父亲没有吃上就死了。现在网上说杨继绳的父亲不是饿死，是造谣。我根本不回答，我父亲是不是饿死的，我还能说假话吗？父亲饿死是很光荣的事情。不光荣，多少年我都不敢说了。我们村长、支部书记现在还在，很多人都在，打一个电话就能够问清楚，没有必要质疑是不是饿死的，非常可笑。不能先有立场再找事实。所以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杨继绳：为什么农民认为对外讲饿死人是卖国？】 　　我是1960年高中毕业，当时我考上了清华大学。1960年父亲70岁，我还考上清华大学，多么好啊。能够考上清华大学是很偶然，当时我们上学并不像现在一定考上什么大学。当然1959年父亲已经死了，家里也没有钱花了。老师说考大学就考大学吧。当时很多人都是没想考大学的，高中毕业、初中毕业找个工作就很不错了。我初中毕业我父亲已经给我找上工作了，那个时候十六七岁在乡里当通讯员，跑腿。后来我初中的老师说，不行你这个孩子小，还得念书。到了高中毕业更好找工作了，学校的老师一定让我考学校，考清华。我们中学里还没有考过清华的，他说我一定可以考上。所以开始文理分科，想考复旦新闻系、人大新闻系，那一年正好复旦新闻系在湖北不招生，人大新闻系不招高中生。所以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 　　所以现在有人说我父亲熬了70岁，你考上了清华大学，一个农民的孩子那么容易，现在不是很难吗？这是时代的对比。我们这一代人呢，信息封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的地方，除了科技书籍以外，只能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文艺作品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写作品。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所有外国的图书资料都不见的，很多解放前的一些书都封锁起来了。 　　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在深圳，他说他当了党委书记以后，听说有这么一部好书叫做《基督山伯爵》，他找图书馆要。图书馆跟他说封锁多年了，我也没有办法找。自己找，找了一天，抹了一身灰，找出来了。我看了三天就是放不下，真是好书。我们当时真的是政治愚昧。刚才咱们看的纪录片的里的老人也是很可爱的，他们说“千万不要向国外讲，向国外讲是卖国”，这是一种愚昧的表现。现在信息一体化互相借鉴，多年的政治愚昧造成的思想还没有解脱。刚才讲的家庭情况，其实这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这是国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从文革开始我就知道不止是我们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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