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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阶层和意识状况

http://www.CRNTT.com   2012-06-19 08:35:26

双方都在努力影响社会 　　应当看到，中国民主派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派并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些国家，一旦遇到问题，民主派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的和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的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的。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成为不了（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所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腐败、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民主可以用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无限天真的想法而已。 　　左派和自由（民主）派尽管体现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极端，但两者之间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共同特点。首先，两者都来自西方，同样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其次，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不难理解它们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再次，尽管两者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甚至革命。也很显然，两者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千方百计占据道德制高点，在此基础上，把对方或者把各自的“异己者”妖魔化。双方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更应当看到，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双方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结合。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行的知识力量。左派这些年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很显然，至少在一些地方，左派甚至是毛泽东主义非常流行，而文革方式的政治运动则成为左派党政官员实施政策的最有效的工具。左派也经常被既得利益所用。例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呈现出高度政治化。既得利益使用的就是左派话语，把国企视为是社会主义的基石，把国企神圣化到不可改革的程度。 　　讨论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状态也必须提及草根社会。在草根社会，总体的情况可用两个字来形容，即“愤怒”，就是说这一阶层的很多人对什么都感到愤怒，也因此被视为是“愤青”。当然，草根社会的愤怒不仅仅存在于年轻人中间，也存在于年长者群体之中。因为是愤怒而非理性，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或者激进思潮所利用，大都也倾向于成为自觉或者被动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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