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 |
孙立平:用公平正义打破转型陷阱 | |
http://www.CRNTT.com 2012-03-01 08:50:27 |
问:您曾经提到,“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转变的过程。但是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转型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来。”如果追根溯源,转型陷阱的形成是否与改革之初的终点设想有关,从一开始就缺乏顶层设计,没有明确的目标? 孙立平:有没有总体设计要看从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在改革开放起始的时候,要结束和破除的东西是明确的,这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告别人整人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是四个现代化。但在走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上,是较为模糊的。当时叫“拨乱反正”,就是在基本体制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并对体制的弊端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在经济上引入一定商品经济的因素,提供一定的经济自由;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变。到了1980年代中期,开放开始推动改革,导致改革思路突破最初的设想。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据说,邓小平回来后在某次高层会议上说:我看见了现代化。随着国家领导人出访增多,带回了关于国外新技术革命的信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译介过来。新的改革思路在孕育。如果说,1980年前后改革思路形成的坐标是“文革”前17年的话,现在的坐标是新技术革命体现的一个新的文明。于是,许多突破性的思路开始被提出。回过头来看,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 对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一般评价是,经济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改革,现在看来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鼓励大胆去试,不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但由于不具备相应条件,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权力与市场的结盟 问: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权力和市场的结合有何关联性?在渐进式路径选择中,两种要素的结合是如何实现的? 孙立平: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政治行政权力与经济的分离。1980年代的改革大体体现了这个方向。由此,一个经济型社会替代了政治型社会,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与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的社会似乎开始发育。正是这个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活力,并使得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社会力量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但这个过程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年的时间。1990年代初,这个过程基本结束。随着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银行、资本市场领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源重新走向集聚。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问:利益集团应该怎么去界定,现存利益格局的破除又如何实现? 孙立平:尽管在现实中,正当利益集团和非正当利益集团的分别是存在的,但在理论上,正当的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边界,很难界定哪些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 |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