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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知识界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变迁和中美关系

http://www.CRNTT.com   2012-02-20 09:24:26

这一时期参与讨论的主体主要两类人，一是对中国有第一手接触的与中国相关的媒体人和少数的中国问题专家，另一类是少数从事安全战略与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虽然此时的有关中国是否会成为美国的威胁的讨论尚初露端倪，但是隐藏在这些讨论背后的基本判断逻辑几乎覆盖了之后20年左右美国知识界对于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的讨论的主要方面。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纽约时报》原驻北京分社社长尼古拉.克利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他认为中国军事能力低，不具备挑战美国和国际权力平衡的能力，体现了现实主义乐观派的逻辑。同时他还认为中国既没有当年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倾向，也没有美国那种在本地区独霸的门罗主义主张。这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的意图，代表了自由主义乐观派的逻辑。 　　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他认为中国将最终成为美国的威胁，事实上他的一些论述构成了之后“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主要逻辑支柱。第一他认为从19世纪开始，所有的大国都走了一条强硬并且常常是破坏性的道路，中国无疑会在今后几十年内走同样的道路，体现了现实主义悲观论的“国强必霸”逻辑。第二，他认为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双方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体现了自由主义悲观论的逻辑。 第二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讨论的升温 　　1995年-1996年，中美因为“台海危机”而引发关系紧张，中国崛起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讨论首次有了现实的意味。亨廷顿教授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的两个逻辑依据都有了较多的追随者。现实主义悲观论者们将中国在台湾海峡为了阻止“台独势力”的军事演习被作为中国寻求地区霸权，威胁使用武力的有力“证据”，以及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强硬行动。自由主义悲观论者则认为中国的军事威胁的根源在于非民主国家对内试图操纵民族主义来保证政权稳定，而这会让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失去回旋余地，最后导致冲突，代表人物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的重要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对于这些认为中国威胁的人士来说很自然开出的政策处方就是“遏制”。这可能是美国知识界最早比较明确地出现“中国威胁论”并开出“遏制”的政策建议的开始。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上述“中国威胁论”的具体化和政策建议化让持相反意见的美国知识界人士有了明确的反驳对象，而持相反观点的主力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主要学者的认知体现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乐观论，例如罗伯特.罗斯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威胁，并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良性的大国（benign giant）而是因为中国太弱以至于不可能挑战力量平衡。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认为世界将更多地塑造中国，而不是中国改造世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迈克.曼德班姆（Michael 　　Mandelbaum）认为国际贸易和合作的机制已经建立，中国正在努力融入而不是另起炉灶。他们的政策建议是对中国“接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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