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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

http://www.CRNTT.com   2012-02-02 14:17:52  


 
丧家烈士鲁诸儒,看家好狗叔孙通

  李零指出,孔子使劲讲道德,正是因为当时宗法道德已经崩溃。这无疑是对的。在宗族认同普遍、封主-封臣关系稳定的西周,那套价值体系就像“人要吃饭”一样被视为自然,并没有系统化论证与大力弘扬的需要。所以在“三代”,在真正的周公之世,是没有儒家一说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它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论语》——一本头绪纷繁随手记下的孔门师生杂感录重要得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史记.刘敬叔孙通传》)。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鲋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鲋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鲋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鲋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鲋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鲋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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