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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色彩让运动会成千夫所指

http://www.CRNTT.com   2011-10-28 10:38:48

“此外，更关键的是要弱化政府在举办各类运动会和体育比赛上的主导作用。”刘清早解释说，“政府在举办体育赛事上的大包大揽，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有些地方，为了办一项大赛往往是提前四五年就指派任务给各个政府部门。而在国外，体育赛事通常都是由体育协会等民间团体或企业主办，具体的业务由相关专业公司来操作，政府只是起到监督、管理、服务和支持的作用，绝不可能成为举办一项赛事的执行者。” 　　政府在举办体育比赛上的管办不分，很大程度上导致体育比赛在中国从一种纯粹的体育活动形式蜕变为体现政府政绩的“盆景工程”。刘清早表示：“国内各种运动会、体育赛事纷纷追求奢华但雷同的开幕式，实际上正是与这些体育赛事的行政色彩过重有关。而有些比赛是不是符合一个城市的形象定位和办赛能力，却没有经过认真的考量。”广东省农运会千方百计要求不具备参赛条件的深圳市参加，以实现全省所有地市均参赛的盛况，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主办者对这样一项赛事寄予了超出体育本身的诉求。 　　不仅是体育赛事的举办被附加了过多的政治需求，对于赛事的参与者而言，比赛成绩也与相关主管单位的政绩考核密切相关，这也让国内不少运动会、体育比赛时常爆出弄虚作假或暗箱操作的丑闻。参与者对于比赛结果的过分重视并为此不择手段，也让体育比赛变了味。 　　“体育赛事是体育活动得以发展的核心要素。”刘清早表示。现在是时候对中国的运动会和体育赛事的举办理念、模式下一剂改革的猛药了。相比很多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中国现在可能并不是体育赛事太多，而是脱离社会需求、未能真正实现全民参与的官办赛事太多。 【相关阅读】谁是农民？——从“深圳拒绝参加省农运会”所想到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1年10月26日李伯勇） 　　据报道(北京《京华时报》)：10月20日至28日，广东省第二届省农运会于江门举行。深圳决定弃权，深圳农林渔业局方面解释称，自2004年“村改居”完成后，深圳已经没有农民。“我们不搞形式主义，所以不参加。”因无农民而拒参农民运动会，天经地义，我们为广东这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做法叫称快。 　　因我长期在农村呆过，做过地地道道的农民，对“农民”的话题出于一种本能而持久的关注，联想就是关注的继续。我首先联想，就广东省第二届省农运会而言，参加者都是农民么?当然，农运会主办方自然会定出相关规定，比如以户口来划分，凡农村户口的就可叫农民。据我所知，好些地方举办与农民有关的运动会展览会(包括奥运会火炬的农民传送)，都是以户口划分的。大概从国家层面，也是习惯以这样的方式划分城市人口(居民)和农村人口(农民)，也就是中国人口二元结构成了我们划分居民与农民的思维。显然，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并不是千百年来历来如此，而是20世纪50年代严格计划经济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产物，除了便于管理，也是在一定资源下排斥竞争者的政策手段，在那个时代，即使农家(指一般化的与权力没直接关联的农家)孩子再优秀，也不能以平等门槛进入城市与城里人争饭碗。可以想见，广东省第二届省农运会也是以农村户口来界定农民身份的。 　　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实际，农村户口与农民身份、农民身份与农民内涵其实是不能划等号的。具有农民内涵的才能叫农民。但是我们许多冠于“农民”的集会庆典，参加者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其实是“持农村户口的城里人(农民工)”，或不做农业活而居住在乡下的人。所以，国家的许多扶农惠农政策只是起抚恤作用，而不会对农业起激励作用。认识此点的重要性，应该从国家的优农惠农能否真正落实在“三农”——推动“三农”有根且有序的发展来考量。因而提出“谁是农民”并不是一场轻巧的语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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