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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权力过大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短板

http://www.CRNTT.com   2011-10-26 08:14:34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谓无处不在，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运行未必仅仅是一个自然资源、继承的财富、文化或地理上的问题。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特别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而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在讨论了种种的变革措施之后，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谈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据科尔奈的看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没有可能。怎样才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呢，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他声明不喜欢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民主，而是喜欢建立在人民共识基础上的民主政府。 　　倡导“中国模式”者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大和集权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内耗，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这样的逻辑根本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垄断一切，国有成为垄断了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没并没给中国带来繁荣，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左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与政府的强大是两个概念。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言，国有部门可谓占有了绝大多数的政策和金融资源，但就国有企业的效率而言，一直却面临不能资源其所的悖论。在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在微观领域亏损累累，依靠财政的巨额补助才能生存，成为财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财政救助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告别了微观领域的亏损，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利润高达近2万亿，但如果分析国企利润的来源，就会发现，国企的大部分利润要么是靠资源，要么是靠垄断，2010年中央企业的利润70%是靠前10家垄断企业，如果没有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微观上仍然是亏损和不赚钱的。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从经济总体而言，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缩水。因为，占有30%资源不到的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只有30%不到，其2万亿的利润，真正上交财政的只有可怜的400多亿。假定这二者占有资源的比例互换，可以想象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有多大。 　　文章认为，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新国企”带来的，而是民间投资不断壮大和国家在经济方面功能逐渐收缩的带来的。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可以浓缩成一部企业争取经济民主和自由，打破垄断的历史的话，那么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则一直存在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鼓励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保育钧先生曾经一语中的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因此，重新定位国有企业的未来，并大幅度收缩国家的经济功能，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领域，为中国的民企松绑，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是选择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还是选择按照政策、关系和权力来配置资源的重大问题。 　　文章强调，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的过度强大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短板，各种腐败和寻租，无不和政府占有过多的经济和政策资源息息相关。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总结中国30多年财富创造的原因时，切不可以政府之强大视为中国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将其视为中国财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侧重点。中国的繁荣来自私人公司的强大，来自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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