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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三家村札记》最初发表了吴晗的《古人的业余学习》和廖沫沙的《从走路和摔跤学起》，邓拓对我说：没有打响，言不及义。当时我很不理解，只觉得那两篇文章写得不错嘛。不久，邓拓写出了《伟大的空话》。对当时说大话、说假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思想作风给予了有力的抨击。 　　廖沫沙《怕鬼的“雅谑”》发表于赫鲁晓夫焚毁斯大林遗体后不久。写完这篇稿子后，廖沫沙打了电话让我去取。后来他告诉我，此文是从反修的角度入手的。廖沫沙还写过《向老虎求教》、《看看历史上的“蠢猪”》，但是当时有规定，反修的文章一律由中央报刊发表。从这个角度考虑，《三家村札记》没有采用。 　　1962年5月，吴晗在《前线》第10期上发表了《说道德》，认为对统治阶级的道德可以批判地继承。稿子送来后。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因为说道德，总不能割裂传统。但这篇文章在对马列词句的引用以及理论的阐述方面有不够周严的地方。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一个名叫张文清的读者来信，他从学术角度，对吴晗的《说道德》提出不同意见。我把信送给邓拓，邓拓说给吴晗看一看。吴晗阅毕，又写了一篇《再说道德》。于是张文清再来信，与吴晗争鸣。后来，编辑部给张文清去信。声明他的稿件已给吴晗看过，并将稿子送给一位专门研究道德的同志，请他提出意见，《前线》不再刊登了。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了别人的文章，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看法，吴晗于是写了《三说道德》，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因发表了两说道德，在批“三家村”时，《前线》被严厉地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并扣上了“包庇吴晗压制革命群众言沦”的帽子。 　　邓拓的《专治健忘症》发表后，曾收到一个名叫戚益的来信，信中质询邓拓，健忘症到底指什么，是否有影射。我把戚益的信拿给邓拓，邓拓写了批语：“文章是就事论事。关于杂文的写法，确实是值得探讨的。许多读者也都提出过这类问题，本刊发表的杂文，比较强调正面谈问题，不太主张过于隐晦和影射的方法”。根据邓拓的批语，我加上其他读者的一些反映，给戚益回了信。这件事后来也成为《前线》压制批评、包庇“三家村”的黑材料。 批判初起 　　经过调整，到1962年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3年困难的紧张局面得以缓解。但是在贯彻调整方针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与“三面红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角度，重提阶级斗争，并在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并向正确思想进行反攻。文艺界也接受并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在文艺战线和社会科学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江青在上海组织了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有害论》。结果，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有鬼无害论》遭到了批判。 　　《有鬼有害论》发表后，廖沫沙很被动。北京市委不能不管，于是在统战部组织了内部批判。会上廖沫沙作了检讨，说自己的文章有些文字用得不恰当，不应当宣传鬼等。在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廖沫沙又再次检查了错误。廖沫沙写书面检查的时候，找过我和《北京晚报》的同志，请我们帮他找些相关的材料。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查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编者按说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当时北京市委觉得用这个办法就可以把账还清了。彭真也说过：“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做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廖沫沙在统战部实际上已靠边站，后来到了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然而中央上层对“三家村”的批判仅仅是开了个头。1964年8月，华北局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彭真、刘仁都前往参加。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从北戴河打来的长途电话，让我在两天内赶写一篇批判吴晗道德继承的文章，写完后送往北戴河。同时，刘仁、邓拓电召吴晗到北戴河写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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