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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在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到政治革命家转变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得到了父亲的高度赞扬而发表，从而一举成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予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沙皇”的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地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看完以后，对以前所受的宣传开始动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尔滨。6月6日下午，校园里还显得很平静，然后每个系同时开会，开完后一散会，每个系里都贴出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我们系贴出的那张是《周艾若是哪个阶级的评论家》。两天后我也写了张大字报，宣布和父亲周扬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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