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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当改革“九四年体制”

http://www.CRNTT.com   2010-09-14 09:51:07  


漫画:工资增长难追GDP涨幅。
  中评社北京9月14日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分权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大多实行藏富于民、于地方的做法。但随着九四年分税制的实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财政大幅度向中央倾斜,中国在过去很多年里,越来越显现出“中央富、地方穷”、“国富民穷”的局面。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刊载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文章“中国当改革九四年体制”,内容如下:

  1994年中国所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邓小平南巡之后,激进分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失控的情况。改革之后,财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而此前中央财政高度依赖地方。实行分税制后,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地方依赖于中央。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终于首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收税机构(国税局)。

  向中央集权并不限于财政领域。1990年代末所进行的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中央银行独立于地方政府。这是现代国家最必须的制度,也是现代国家的象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各地方差异很大,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而财政金融是最主要的协调机制。可以说,财政和金融制度的确立,有效推进了中国经济层面国家制度的建设。

  财政和金融可以说是政府运作的血液。随着财政和金融的集权,各方面的权力逐渐都往上集中。集中有两个情形,即经济集权和政策集权。一个情形是原来由地方政府所有的权力,被中央政府回收。上述税收和金融权力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个情形是中央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而要求地方政府执行,可以把此称之为政策集权。这后一方面在近年来表现得非常明显。随着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中央政府所希望提供的公共服务(至少在理论上说)也迅速增加,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等等方面。九四年体制的两个最主要的理由,一是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国家有更多的能力,来改变区域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经济集权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差异,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并没有实现。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能力飞速增加,但国家的收入差异也不断加速扩大。可以看一看,九四年体制之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收入差异也增加了多少倍呢?财政收入和基尼系数是同时上升的,并且上升得很快。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很难解释这种情形。中国很多学者假设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够达到社会公平,因此国家能力越高越好。但所谓的“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而负面关系是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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