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真相在哪里？——读余秋雨《我等不到了》

http://www.CRNTT.com   2010-07-03 10:08:57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1969年，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训华，在一次特大山洪中，为了抢救两根电线杆而送了命。市里点名要求正在干校劳动的沙叶新以金训华事件为素材创作一出话剧。  　　1970年，以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旨的六场话剧《边疆新苗》进行公演。虽然只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崭露出创作者与众不同的个性，这出话剧以幽默风格见长。没有将主人公不着边际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还不错。  　　但是，时任文化部长于会泳认为该剧违背“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太多，点名要向这出话剧开炮，从上到下便一齐行动起来。沙叶新原本准备在全市批判会上为自己的艺术观点申辩，权衡一番后，还是放弃了这种书呆子的做法。他撕毁申辩稿，乖乖检讨，并继续去黑龙江“深入生活”，修改剧本。此种委屈相从的经历给他造成不小的伤害。  　　1983年，沙叶新已经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剧作家，忆及此事，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做违心的事最为痛苦，这种内心的巨大痛苦，使我当时几乎精神失常。”  　　时隔27年后的今天，沙叶新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地将《边》剧归入“遵命文学”。  　　“我歌颂的是什么？就是生命还没有一根木头珍贵。你只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险，这怎么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以上见《一介书生的“出走”》，2010年4月2日《南风窗》）。  　　君子坦荡荡，沙叶新先生的深刻反思显示了男子汉的一份担当。知识青年下乡在先，金训华的事迹在后，《边疆新苗》更在后，余秋雨的怪异故事从何谈起？上海的知识青年都是白痴吗？他们不知道是谁要他们下乡的吗？二十年后，他们会把上山下乡归罪《边疆新苗》的作者之一沙叶新，要“打他一顿”吗！沙叶新如此“罪大恶极”，为什么“文革”后受清查的不是沙叶新而是余秋雨呢？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读者本来没那么傻，你却拿他当傻瓜，这是很危险的。”（毛姆《巨匠与杰作》）  　　余秋雨的两个手指以手枪状瞄向沙叶新时，三个手指却指向自己。1975年第7期的《朝霞》杂志，领军的首篇文章正是余秋雨的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记一位县委书记》。这是余秋雨和朱永嘉一起“到赣南山区跑了一大圈”回来所写的文章。经过实地考察，他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知识青年踊跃下乡、贫下中农奔走相抢的美妙图画。正是余秋雨告诉读者，知识青年在江西生活滋润，大有作为，“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温暖的地方”。  　　沙叶新曾对自己发过“帮凶”这种狠话，余秋雨有片言只语提到过这篇散文吗？余秋雨敢于像沙叶新一样直面自己的过去吗？  　　恰恰相反，余秋雨居然大胆地给自己下结论：“放心，我调查过，文化界里边，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干净的，至少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有，也绝不会写诽谤文章。”（《我等不到了》224页）被名气绑架的余秋雨显然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余秋雨在百忙之中对全国千百万文化人做了调查，一定要花费毕生精力，这个调查报告应该献给国家，载入史册。人们知道，余秋雨在“文革”期间至少曾经发表过七篇大批判文章（《学习与批判》中4篇，《人民日报》中的《路》，《朝霞》杂志的《记一位县委书记》、《走出彼得堡》）。而余秋雨是最干净的，那就等于说，全国文化界的每个人，在文革期间，至少都发表过七篇以上大批判文章，不知文化界的女士先生们，是否认同余秋雨的这个论断？  　　作为同代人，我们有责任帮助余秋雨为历史留下真相。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