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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09-04-10 08:23:09

1987年当时我们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新闻媒体跟学界有呼应，就是进行社会启蒙。八十年代新闻媒体人的构成大致是四部分人：老报人，老大学生，社会三教九流，应届大学生，大多数是文革的过来人。本人就属于三教九流，进报社时也没有学历。我在中青报经济部，主任是任建新的女儿任红，她是海淀区剃头出身，没学历。我们的同事中有北京清洁队扫大街的，北京景泰蓝厂的工人。现任总编辑是门头沟的“煤黑子”。他们绝大部分是自学成才。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根据经验，根据朴素的感情和常识，根据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瞭解，自动承担了所谓的“社会使命”，80年代而言，就是鼓吹改革，支持改革，进行社会变革启蒙。他们认为，改革本身自有价值，改革具有社会进步的象征意义，社会进步好的方面都在改革的旗帜全部打包，全部集合。  　　但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回头看中国的改革路径和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发现，改革本身幷没有给改革提供全部的合法性。这是在80年代，1987、1988年，我们在内部已经有讨论了。无论是改革政策，或者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不是执政党创造的，也不是知识分子创造的，而是每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所迫的创造，这些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只不过是被政策化了，只不过被承认了。承认什么呢？承认我让你饿肚子是不对的，承认压制你想办法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是不对的，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改革。道理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发现，中国改革是新潮旧轨，仍然没有摆脱政治运动的惯性，改革的方法仍然是我们所熟悉的搞运动那一套，树典型，黑白分明，大轰大嗡。实际上从改革的内容到方法，80年代后期已经有了全面的反省，与此同时，一些比较自觉的记者和编辑开始彻底抛弃宣传的形象和调子，进行专业化转型，就是由主动的启蒙者和改革使命担当者回归到新闻本体的专业化转型。当然幷不彻底，由于六四停止了，9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  　　我们再往前走，发现包产到户在中国到目前为止，或者说中国改革说得最响亮最成功的农村改革这一块，是一个半拉子，如同中国革命，农村改革也是一锅夹生饭。为什么呢？我们从九十年代兴起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可以看到农村改革的性质和它的后果。因为圈地运动看起来好像是加速城市化，加速城镇化，但是在圈地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农民这个利益主体谈判能力极弱，往往处于一种极端的劣势，其土地利益诉求只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另外一方——国家加上开发商却极其强大。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把它称作1949年以来“第二轮原始积累时期”。第一轮我把它界界定在统购统销70年代末。有统计，到1982或198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的总额，与从农民那里压榨来的剪刀差总值相等，大概是六千亿。这是一个很吓人的尸骨累累的数字。  　　统购统销以后对农民肚子的定量是三百多斤，只能半饱，叫做“半饱经济”。这是怎么算的呢？姚依林1949——1966年曾经担任过商业部、中共中央财贸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大饥荒的时候，他向各地调过粮。最近再版了《姚依林百夕谈》。《百夕谈》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他讲到六十年代跟江浙的农民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的粮食应该在七百多斤，这是毛粮。七百多斤要喂牲口，幷且吃饱肚子，粮食应该在七百一十多斤。但是50年代开始，核定的粮食只有三百多斤，连人带牲口只能吃三百多斤。这还是在正常年景，粮食到位，政策兑现的情况下。实际上，相当多数的地方三百多斤都吃不到。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主持人）：  　　毛泽东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以不饿死人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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