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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香港宪制秩序的深度重塑

http://www.CRNTT.com   2021-06-19 00:13:01

李晓兵：香港在回归之后24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在进行探索，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经历过很多次的危机。在应对这些危机过程中，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遵循一种惯性。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我在反思香港特区过去二十年“一国两制”实践的时候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香港为什么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有的时候甚至是接踵而至，危机重重。于是在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初，也就是“修例风波”还没有完全爆发的时候，我就和台港澳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一起讨论做了一个研究，主题就是香港特区宪制危机及其化解。事实上，香港特区治理过程中有两种层次的危机，一个是可以称之为管治危机，主要是发生在香港特区层次，即香港社会内部；另一种可以称之为宪制危机，既可以是在香港特区层次，即在香港特区管治过程中各宪制机关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是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之间产生的冲突。很多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或者作出重要的决定，就是为了化解香港特区治理过程中的宪制危机。 　　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能感觉到北京对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创造性实践是颇具期待的，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展开是非常宽容的态度和立场，但是香港特区在治理过程中总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危机，包括管治危机和宪制危机，比如香港回归之初“居港权案”所带来的宪制危机，基本法第23条立法因反对派反对而被迫长期搁置所带来的管治危机和宪制危机，非法“占中”所带来的管治危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未能在香港特区转化为本地立法所引发的宪制危机，2016年“梁游宣誓案”所引发的管治危机和宪制危机等等。但总体上，中央治港的思路基本上都是一贯的，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很多事情，中央都尽量让香港自己去解决，避免香港特区内部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产生各种忧虑和担心，避免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产生种种困惑和质疑。其实从中央的角度看，有的时候是有点“动辄得咎”的感觉，也就是说，如果中央看到了香港特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想推动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反而会产生更多的争议。 　　在广深港高铁开通过程中，“一地两检”制度安排曾经引发激烈的宪制争议；在“一地两检”宪制难题的解决过程中，“三步走”的程序设计为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中宪制危机的化解开拓了新的思路，为“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探索出了新的模式。然而，2019年的“修例风波”却让香港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政治动荡的深渊，把香港社会的反对派、“反中乱港”的激进政治力量、“港独”极端政治势力，与外部政治力量深度勾连频频互动，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野心与战略意图全部暴露出来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去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国人大会议被迫推迟召开会期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决定将香港国安法制定问题列入议事日程，通过全国人大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方式，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特区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大伞，让香港从此告别不设防的状态。今年年初，从2月2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全国人大会上作的关于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以及3月12日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的发言，都讲得很清楚，中央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所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之所以下决心制定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划定不可触动的政治底线和法律底线，同时通过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来优化香港特区民主政治过程，改善和提升香港民主政治过程的品质，其基本目的是从不同方面来促使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重回正轨，为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保障，为香港长治久安做好充分的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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