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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中华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http://www.CRNTT.com   2021-02-08 00:04:33

中国自古以来以“天”为神，崇拜的是一种自然神，皇帝自命为“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人间，他所统治的范围就是“天下”。“天下”的核心区是“中国”，而边缘地带则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中国与四方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不是利益关系。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异族文化的融入，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和平教化。中国文化还发展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国家体系的东亚国际体系，也有人称之为“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即在东亚地区形成的以册封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不平等的、但保持各国独立的国际秩序。中国统治者以各国向其朝贡而感到满足，得到的是“名分”;中国让与各朝贡国大量的实际经济利益，各朝贡国得到的是“实利”，各朝贡国也以接受中国的文化为荣，形成了一个大的中国文化圈，而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靠武力征服实现的。赵汀阳称支配这种秩序的理念为“天下主义”。他说，支配英美文化的从来都只有国家概念，从来都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在世界政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世界主义，即“天下”观，才是唯一考虑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合法性的理论。⑩ 　　中国文明的这种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模式，与西方文明依靠武力征服与扩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理解西方大国争霸史的视角。而中国文明这种独特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在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内敛性。首先，中国文化的起源地黄河流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于农耕，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东方是浩瀚的大海，北边和西北边是环境恶劣的沙漠戈壁，西南是难以逾越的高原，周边恶劣的环境限制了人们对外界的探索;自古以来，周边地区的文明程度远低于中原，也增强了中原地带人们的自足感。因此，特殊自然条件下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人没有向外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及和平温顺的性格，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内敛性。其次，与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论”不同，中国文化认为人在天地之间是自足的，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要致力于内在的道德完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⑪道家主张人的本性应该在自然中寻找，把外在的自然内化为人性，要求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以顺乎自然;印度佛教本来强调通过对佛的信仰向上向外追求彼岸的外在超越世界，在传入中国后也主张“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这种主张内在道德修养，而不是对外的征服的文化特性，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内敛性的另一个方面。 　　二是中庸之道。中国文化中和平的性格是传统文化中庸精神的体现。中庸精神备受儒家推崇，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里，中庸精神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一种道德规范。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中道观更加具有消极退缩的色彩，倡导“柔弱之道”和“不争之德”，老子一再强调“不敢为天下先”、“不以兵强天下”等等，主张避开锋芒仇怨，以善心对待一切。佛教倡导的“圆融无碍”也是中庸精神的体现。这种中庸思想的流传，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平和宽大的精神和以德报怨的品格，这使历史上中国在与异族的战争中往往是抗战御侮，军事战备主要用于自卫而不是侵略、压迫和吞并弱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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