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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现场:汪爷爷与青年精彩对答 倾囊相授

http://www.CRNTT.com   2017-12-09 00:12:52  


外交学院《外交人》报纸李丹琦提问(中评社 徐梦溪摄)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知青岁月离我们这一代比较遥远,但又令我们充满好奇,想请教在您的知青岁月中有什么难忘的人和事,以及这些故事对您之后生活、事业的影响?

  汪毅夫:我插队有完完整整的六年,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后来有很多怀念知青岁月的文学作品,让我掉泪、感慨。

  知青最大的痛苦,也是我最痛苦的,就是失学的痛苦。我念初三的时候被学校选中,告诉我们在高二就可以考大学,我们就开始学习高中的课程,那时候我一心一意就是上北大,非北大不上,但到后来发展为只要有大学上就好。

  1966年夏天,我们还在复习功课,突然间宣布高考推后,紧接着又宣布所有学生停课闹革命,最开始积极备考的学生们还很高兴,把书一扔。没想到灾难就来了。

  后来在农村的时候,有个人看到我说:“你这买看书,我们家里有四本砖头一样厚的书,我借给你看”。我当时就很期待,他说明天带来。但我否决了,说:“不,我现在就去取”。这是四大本和砖头一样厚的《毛泽东选集》,我天天读,夜夜读。当时还有个老师买了很多书,后来这些书被我买下来了,我从这批书开始走上了学术研究道路。

  失学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后来我回城当邮递员,分管着几个街道的工作,我每次送信要经过一个大斜坡,斜坡底下就是厦门八中的大操场,每一次我都要停下来,看着那个操场。

  知青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教会我宠辱不惊。我还是要说,极端化的政治或是政治的极端化对民生的伤害非常大。

  台湾发生“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媒体记者和台湾朋友都有问我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说,老师有两类,一类是整天骂学生的,一类是从来不骂学生。我的看法就是年轻人会成长,我年轻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也看到我的同学们做过一些错事,但他们成长以后也认识到自己不的错误。

  但有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明白,读书的孩子就是要多读书,不要管太多的政治,我们要敢于对政治极端化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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