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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的三部曲

http://www.CRNTT.com   2016-02-16 07:53:54

“瞻前顾后”：预防地区产业空壳化 　　文章指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推动企业走出国门前，要有全局性考虑，预防地区产业空壳化。 　　地方政府和企业固然将加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疆辟地，走向国际市场。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思考一个当前在国际资本输出格局中已经普遍出现的问题，那就是“走出去”对内地各地经济、产业和就业是否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走出去”会否造成地方的产业出现“空壳”，导致地方原有的产业结构出现转变？ 　　这是“国际化”为地区带来的新问题，香港目前就深受这一问题的困扰。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制造业开始北上，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或生产工序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内地转移之后，留在香港的企业总部，更多扮演推广、统筹、融资和管理等的角色，也就是所谓“前店后厂”的模式。这种模式，导致留在香港的工厂，成为了一个不再生产产品、没有生产工序的“空壳”工厂，令“Made in Hong Kong”的产品不断萎缩，“Made by Hong Kong”大幅增加。 　　从产业结构来看，香港的制造业实际上已经“空壳化”，竞争力剧降。所幸香港“船小好调头”，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并在大量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努力下成功向高端服务业转型升级。纵使如此，制造业的消失，仍然成为了香港近年经济的一大困局。 　　因此，地方政府应当思考，如果推动产业大量迁移、大量“走出去”，万一导致本地的制造业出现“空壳化”现象，有多少个地方能够仿照香港快速升级转型，发展高端服务业或高端制造业？何况，与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不同，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各地方政府，不能都转型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还必须有大量的制造业存在。我们从外部经验来看，作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的美国，制造业一直都支撑在美国的发展。 　　数据会说话，美国在2009年之前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如今美国是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强国。一个最直观的体现是，在世界500强中，美国企业占超过40%。如可口可乐、通用等传统制造业仍占主导地位。美国拥有世界第一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拥有世界第二的第二产业，由于美国产业结构很均衡合理，才导致外界忽略了美国强大的制造业。因此，中国政府未来应当更加注意权衡推动产业“走出去”的利弊，以及塑造均衡的产业结构，避免出现制造业空壳化的现象。 　　这种“空壳化”可能带来的更大的问题，则是会导致地方的就业结构出现改变，导致中低层就业职位大量流失。 　　例如，具备“走出去”实力的企业，通过向较为落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生产工序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之后，中低层的就业职位将逐步遭沿线国家的工人蚕食，原本属于中国工人的就业职位就会大量流失，带来失业问题。而且，“走出去”的企业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更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本土不具备的竞争优势和更大的市场之后，无疑将越做越强，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将容易压缩没有“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由于中小企业不但提供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还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职位，因此，中小企业往往是一个国家就业的主体和经济活力的源泉，一旦中小企业遭受冲击，不但影响了解决就业问题的载体，也会削减整体社会竞争力，可能会导致实体经济基础流失，影响整体经济的竞争力。 　　“一带一路”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方在围绕其作规划时，不能只看眼前，要多想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如何减轻产业、企业“走出去”对本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冲击，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政策的顺利实施。 　　“一带一路”企业：应更加重视在商言商 　　文章强调，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企业的全方位“走出去”，但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能否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开拓市场，关键依然在于企业在商业思维、工作模式和理念等方面，能否从“内在内行”向“外在内行”转变。 　　对于企业而言，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是要重视国际商业竞争中最基本的理念——“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说起来是比较浅显的道理，但是在企业“走出去”的历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常常过多考虑商业之外的因素，不但遭受投资所在国政府的无端猜测，更因此蒙受亏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即便有官方的强大资金和政策支持作为后盾“走出去”，但要真正走进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更多抱持在商言商、务实主义的心态，更积极融入本地社会。 　　首先，“走出去”的企业不要盲目跟从投资所在国政府的指挥棒。 　　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当地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常常急于求成：例如项目规划缺乏充分论证，在环境评估、技术评估还没有全部完成之前，就要求外国投资者的项目快速上马，或是优先选择施工期较短，但成本较高的项目，这就加大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成本。有些国家则对本国发展实际水平考虑不足，政府要求外国投资者提供极高性价比的技术、产品和工程。 　　如果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期间，遭遇到此类过于“心急”，把中国企业当冤大头，对中国企业诸多过高要求的国家时，切切不可盲目听从投资所在国政府的指挥棒，也不在所在国政府的小恩小惠下匆忙上马项目，而是应该充分做好尽职调查、技术审查和风险评估工作，辨别项目可行性较高，成本效益和回报有保证之后，才是作出投资决定的较佳时机。 　　其次，企业进入海外市场要培养匠人（craftsman）精神，关注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打造企业的良好声誉。 　　相比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产品质量和技术、企业声誉方面有一个软肋。我们看到，当前很多条件比较好、回报较稳定的项目，往往被发达国家的企业夺得，条件、回报均一般或较差的项目，中国企业才能分一杯羹。即使是这些“鸡肋”项目，中国企业之间还不时进行“内斗”，展开激烈的竞争，有企业采取低价中标策略，这不但为以后在项目实施过程埋下隐患，也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声誉，得不偿失。 　　因此，在“走出去”过程中，除了企业之间要加强合作，建立合作机制，以及中国政府建立及完善协调机制，有序引导企业参与招投标等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要培养匠人精神——对于产品质量、制造技术的的崇敬，更加强调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匠人精神并非不鼓励竞争，而是竞争的前提是以产品的质量、制造的技术说话，以此迫使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和质量。这样，最终获益的不仅是企业，更是所有民众。 　　只有具备了匠人精神的企业，在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输出质高价优的产品和工程项目，才能在于发达国家的竞争不落下风，才能为中国的企业、产品、技术赢得口碑。 　　再次，在重视产品质量的基础上，要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后续服务。 　　企业打开海外市场，除了提供产品之外，后续服务往往更为重要。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初期，不少海外投资企业集中在基建方面，此类业务的长期服务不但利润丰厚，更有利于企业真正在海外市场“走进去”，让投资所在国离不开中国企业，是打造企业品牌、口碑的关键。 　　在这方面，香港、澳门不少大企业拥有丰富的经验。虽然香港企业不像内地那样擅长修大型基础设施，但在运营、服务上却有独到经验。香港港铁公司在车站管理、车站设计的便利性上有口皆碑，其车站上盖的房地产综合发展的模式更让港铁成为全球极少数盈利的公共交通系统。香港机管局在机场设计、航班管理和高效运作等服务的模式也早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香港的港口运营商在码头建设、航运调配和国际物流方面，澳门的休闲旅游业经营者在城市整体旅游规划方面，都拥有丰富经验，甚至比欧美日国家的同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内地的企业除了交流、学习先行者们在长期服务方面经验外，也可以考虑联合具备一流国际服务水平的港澳企业抱团“走出去”。例如，中国在对沿线国家开展高铁铁路、机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时，就可联同香港的港铁公司、机管局、港口营运商和澳门的休闲旅游业经营者共同“走进去”。 　　其四，不应抱有“支援贫困地区”的想法，而要在商言商，以及培养在地化（Localization）意识。 　　过去不少企业“走出去”，不但较少主动融入当地社会进行人文交流，也较为忽略当地劳工褔利、安全保障和环保因素，不少企业更抱有“Over Pay”的想法，认为只要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不少“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发展中国家，已开始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说不，或者是要求中国企业提供更优厚的条件，付出更多的金钱。 　　这并不仅仅是中国企业的毛病，过往很多西方跨国企业也曾由于在地化意识不强而吃亏。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就曾在位于加纳比海的波多黎各推出一款名为“Fiera”的汽车，结果乏人问津，最后一调查，原来“Fiera”在波多黎各的意思是指“又丑又老的女人”。 　　以此为鉴，企业“走出去”更加要培养在地化意识，主动学习及掌握当地的制度和文化，遵守规则，与当地社区形成良性互动，主动融入当中文化，了解当中的风俗习惯，适应地方需求，不能有侥幸心理。同时，中国企业除了参与该国的官方项目之外，也要考虑“接地气”，更多与当地民营企业合作。只有逐渐为投资所在国的民众所接受、认同，中国企业才有可能发展得更顺利、更快。 　　简而言之，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之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大大方方、直接了解地告诉投资所在国的政府、民众，中国的企业过来投资，就是在商言商，合法经营、追求盈利。坦坦荡荡，则更能避免投资所在国对中国企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或作出过高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能够消除各国猜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背后目的，降低外界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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