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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转型 为何能成功避免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2-27 12:28:13

第二，反对者也觉得没必要、不愿意走极端。 　　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选择死扛，这提供了改革的空间；反对者认为没有必要走极端，使得运动中的极端派别不得人心。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通常是比较极端的派别，但在卢泰愚的民主宣言发布以后，这些极端势力迅速被民众所抛弃。过于热衷运动的极端派别民众党角逐1988年和1992年国会议席时，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投他们的票。即使在工业城市蔚山，工人也不愿将选票投给工人候选人。人们普遍觉得，在政府显露出开明的诚意之后，激进的运动已经没有必要。 　　1987年后，民众运动开始逐渐被市民运动所代替。在市民运动中建立的主要组织包括：经济正义市民联盟、廉政之眼、公正选举市民运动联合会、参与民主人民联盟以及青年基督教联盟等等。这些市民运动组织，比之前更注重关注细节的进步。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是市民运动与之前民众运动的不同。这样的转向，表明韩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建设性，极端势力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1980年韩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5%，1985年为40%-50%。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道德感及民主意识都很强，是全面改革的重要推手。 　　1987年6月9日，《韩国日报》曾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作了一项民意调查，有85.7%的中产阶级同意“即使推迟经济发展，我们也应促进人权”的命题。1986年7月仁川警察残酷虐待前汉城国立大学女生金英姝及1987年初特种保安警察折磨学生活动家朴中哲致死曝光后，中产阶级表现出极大愤慨。当全斗焕1987年4月13日突然发表讲话要求韩国社会停止关于修宪的讨论，并要“严惩暴力和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动”，中产阶级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参与“六月抗争”。他们的介入打破了威权政府与反对势力间的僵持状态，对结束专制统治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中产阶级也有相当理性和保守的一面。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对秩序有相当的敏感性，一旦社会民主斗争极端化，中产阶级便会退出民主运动，这是其保守性的表现。 　　第四，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 　　没有组织的人群只能是乌合之众，很难与威权政府进行健康博弈，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是混乱的暴民革命。韩国之所以避免了这两个极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些运作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 　　比如基督教会。朝鲜战争后，在欧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基督教思想弥补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在维护人权、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促进民主政治和鼓励经济奋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威权政府在对付有着国际背景的教会时往往不得不有所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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